劉以鬯遇上羅佩雲之後 文:黃勁輝

編按:著名香港作家劉以鬯辭世。評台轉載黃勁輝曾於《明報》星期日文學刊登的文章(2016年9月11日),細說拍攝紀錄片花絮,並發掘劉以鬯在新加坡遇上羅佩雲的動人故事。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見,抓不着…… (《對倒》)

 

認識劉以鬯老師,不經不覺已經超過二十年了,拍攝的時光亦有六年。當年,我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大學生,斗膽投稿《香港文學》。還記得在陰晴不定的日子裏,電話那頭傳來劉老師親切的語氣,他的聲音很有力,說話很簡潔。
「你的故事構思很獨特,很有創意。我們會刊用,日後你有好的文章,可以投給我們。」說完就掛上電話。刊登出來,就是我第一篇踏入文學之門的小說了。那時,幾乎不敢置信,因為我當時不過一個寂寂無名的學生,《香港文學》一向刊登成名作家的作品,例如梁秉鈞、余光中等。文章不單能見用,更想不到的是,劉以鬯這位文壇一代宗師親自打電話來,果然是江湖傳聞中「認稿不認人」的大編輯。此後我都一直投稿給《香港文學》,劉老師幾乎每次都會打電話來,給予意見。他會告訴你哪部分寫得好,有時他會給予一些建議,讓我思考修訂的可能。大抵,我們都是從文字開始認識的。

香港文學編輯室與劉以鬯
記得有一次,我拜訪劉老師在灣仔《香港文學》辦公室。那裏有一座一座小山,盡是雜誌或稿紙,充滿繁忙工作的氣氛,卻沒有凌亂感,獨有一種簡樸雅致的寧靜清幽。與其說是一個辦公室,倒似是一室宗教修行的處所。劉老師介紹助手譚帝笙讓我認識,他是一個詩人,露出一個淳樸的笑容,感覺到他為《香港文學》雜誌工作充滿自豪,直覺這是個充滿人情味的工作空間。想不到一本以嚴謹知名、讀者遍佈東南亞的華人月刊,就只有這麼兩個人工作,可以想像他們平日工作也頗繁忙。我們喝着茶,談天說地。那天,陽光很燦爛,從窗外射進來,但見劉老師的銀髮光亮,腰特挺直,一點肚腩也沒有,清癯健康。深棕色的眼鏡框中,是一對炯炯有神的雙目,充滿智慧和自信。身穿素色的襯衫,西褲黑鞋,文質儒雅。皮膚很白,談吐西化, 舉手投足之間,依稀找到摩登時期的海派風範。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劉以鬯老師,當時我們談了一個下午,談什麼已想不起來了。印象中劉老師談吐很客氣,常常鼓勵年輕人,亦包容我的胡言亂語,讓我直抒幼嫩的想法。那是一個很美好的九○年代……

「我今年九十六歲了!」二○一四年十二月,劉以鬯在生日會上說。

戲名《1918》,正是劉以鬯的出生年。如今二○一六年,到了十二月,他生日是九十八歲了,確是「香港之寶」。劉以鬯出生於冬天,喜歡冒險,直率爽快,富創造力,追求理想,是典型的人馬座。我還記得劉老師在生日會上,自編生日歌詞唱頌: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Horse…十分幽默。原來他與馬特別有緣,星座是馬,生肖都是馬。
馬,奔放熱情,愛好自由,大抵可以作為閱讀劉以鬯的參照。拍攝紀錄片,緣起於二○○八年「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會議的一場公開講座。我無法忘記劉老師與在場觀眾的精彩對答:

「劉老師,你喝酒嗎?」
「不,我不喝酒的!」
「你不喝酒,怎麼可能寫《酒徒》?」
「哼!難道作家要殺過人,才懂寫殺人的情節嗎?作家有想像力的!」

當時劉老師已經九十高齡,反應之快,腦筋之靈活,大大超出預期,全場熱烈鼓掌。我見他談笑風生的表情,猜想如果用攝錄機記錄下來,應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當然,始料不及的是,會議中段休息時,也斯告訴我,他患了肺癌的消息。我當時感到非常錯愕!身為晚輩,很想幫他們做點什麼。一位已經年近百歲,一位罹患絕症,我立即自費買了一台攝影機,就馬上開始同時拍攝兩部文學家紀錄片了。

拍攝中的劉以鬯「我在拍戲,做電影主角呀!」劉以鬯說笑。因為我要求劉老師對着鏡中做托眼鏡的動作,拍攝了很多遍猶未成功。攝影師不斷尋找人、鏡子與鏡中影像構圖的美感,構圖又要跟演員飾的年青劉以鬯互相對應。劉老師見狀,說了個笑話,舒緩了氣氛。他們身穿的那件褸是來自劉老師的,那是一件可以底面兩穿的,所以劉老師穿一面,飾年青劉以鬯演員穿的是另一面。劉老師可謂一語中的,看穿了我的設計。一方面是表現劉以鬯作品中「半自傳」特色(劉以鬯往往借用自身經驗塑造角色人物,主角往往充滿作者思想,卻又保留虛構成分),同時要表現一種「紀錄——劇情」特色。因為我構思的紀錄片是透過電影語言,表現作家個性。《1918》的電影語言是為劉以鬯度身訂造的;正如我同期拍的《也斯:東西》,出來的電影成品是南轅北轍。《1918》很劉以鬯;《東西》很也斯,是我所希望的。

「啊!怎麼你們在這裏?」劉老師在商場行逛,驀然回首,發現攝影師原來跟在他背後大半天了。我要求攝影師盡量不可干擾劉老師,攝影機要配合他的動作;或者讓劉老師在舒服的狀態下拍攝,鏡頭的移動要與他自然互動。

「這些都是我最喜歡的東西!模型、郵票、陶瓷。」劉老師手裏拿着他的作品《模型.郵票.陶瓷》(中短篇小說合集),高興地說。劉老師看見他喜歡的東西,特別說得多,跟他平日言簡意賅有點不同。

「曹雪芹呀!」劉老師指着一座手工精緻的藍色陶瓷人像說。
他跟太太細數家中陶瓷珍藏,興高采烈地說:「這是羅漢……這是蘇武牧羊……」
我發現他眼裏充滿童真,對這些小玩意,他是特別興奮。
「這裏有支膠水,如果用得不小心,手指都會受傷的……」
劉老師用一個很專業的鉗,夾着一個比手指頭更小的人像模型,說:「下面要做一塊底版,這樣他才能站得穩的。」
他又展示不同的樹模型,大小不一,青綠不同,說:「材料都是德國訂造的。」
一○二號巴士進入海底隧道時「為什麼上面有很多香港招牌?」我發現模型上竟有「出前一丁」、「大家樂」和「匯豐銀行」的本土招牌,忍不住好奇一問。「都是我設計的!」劉老師神氣地說。

玩模型,好似他寫作狀態一樣。將西方的材料、工具,通過劉老師的手,塑造成一個一個充滿香港本土特色內容的世界,這不就是劉以鬯一直以來所寫的現代香港小說?形式和技巧是借鑑西方現代主義,內容卻是有關香港社會。影片中的年青劉以鬯一邊玩模型,一邊讓思想走進《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的故事之中,電影大概就是這樣構思出來的; 不過,偶爾也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拍攝《1918》,有時令劉老師感到辛苦,原來他很討厭猛烈陽光。

我記得講述新加坡劉以鬯夫婦認識的故事,他們不能隨團隊去新加坡。為了表現那種熱帶風雨的感覺,我選擇了一個烈日當空的日子,要求劉老師夫婦坐在沙灘上的白色小木櫈做訪問。劉老師平日喜歡逛冰冷的商場,喜歡潔淨雅緻的環境;卻不喜歡戶外雜亂無章的大自然世界,惡毒的陽光,擾人的小飛蟲,都令他不高興。無怪乎他一直保持着白皙的皮膚,他的文章亦是充滿細緻的結構。這次陽光下的訪問,算是破了劉老師慣例;幸好劉老師能夠包涵合作,亦沒有抱怨。

「紀錄——劇情」簡單一點說,就是紀錄片與劇情片元素都在同一部影片之中出現。不過我運作時就複雜很多,紀錄部分其實亦有劇情的氣氛配合,不是單純在作家家中做訪問。劉以鬯作品是「與眾不同」,追求形式,那種傳統紀錄片的自然拍攝形式,不太適用於劉老師的紀錄片。挑戰的地方是,我必須設想一些「與眾不同」的手法拍攝他的紀錄部分……

「一○二號巴士進入海底隧道時,淳于白想起二十幾年前的事。二十幾年前,香港祇有八十多萬人口;現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萬。許多荒涼的地方,變成熱鬧的徙置區。許多舊樓,變成摩天大廈。他不能忘記二十幾年前從上海乘塔飛機來到香港的情景。」

劉老師朗讀小說《對倒》的開首片段,我故意回應小說中所談及的時代交錯,借來了一九五○年代單層巴士與一九七○年代第一款香港出現的雙層巴士。並以巴士相對的構圖為背景,請劉老師穿梭其中。彷彿作者走進了虛構的世界,闖人了過去的時光。當淳于白(一位透過作者半自傳形式塑造的故事角色)以一九七○年代目光回看一九五○年代的香港,劉老師用廿一世紀的新角度重看寫作的時代。

「我們辦《益世報》的時候,排字房就是這個樣子!」劉老師談編輯的經驗,我們找了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印刷儀器與「執字粒」機,作為空間的佈景陳設。

「這是第一本在上海出版的小說──《失去的愛情》。」

在一堆混雜香港舊古董(八○年代初維他奶箱,懷舊音響設備,紅木書枱等)的空間,悄悄讓劉老師的私人照片陳設其中,讓他在充滿懷舊的氛圍中追憶香港舊事舊情。幾乎每一個訪問的設計,都是運用劇情片手法製造場景與氣氛,表現講者的內容;感情卻是真實的。例如劉老師發現舊日巴士,真情流露。他興奮得馬上要爬上巴士,而我們與劉太太做好約定,事前故意不告訴他,帶給他驚喜呢!

「他給我的印象,以當時新加坡的男人來說,我覺得他十分斯文。」劉太太說出了她對劉以鬯老師的第一印象,仍不掩甜絲絲的感覺。劉以鬯與張愛玲,兩人年齡只差一年多,同是出生於上海,後來都與香港有些淵源,而愛情生活同樣佔據着創作生涯重要的位置。她,成名要早,孤獨終老;他,大器晚成,長壽幸福。劉以鬯的長壽健康,身心康泰,全賴當年在新馬(當時未分裂,即今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邂逅,一直默默在背後照顧和支持他的太太——羅佩雲。

劉以鬯背後的女人
偶爾有朋友來自香港,說是香港的朋友們盛傳我在新加坡已潦倒不堪,有的甚至說我快死了。我聽後,只是一笑置之……我開始憐憫自己,甚至喪失了自我感覺,因為我是最被曲解的一個。《酒徒》的頹廢感,在劉以鬯另一個半自傳色彩濃厚的小說《過去的日子》,好似找到某一種的對應。而這個空間正是新加坡。我記得帶着攝製隊到來的第一印象:放眼所見,處處綠油油,連空氣都是又綠又熱。幸運的是,新加坡很多舊建築都保留下來,我們隨着新加坡作家謝克的帶領,遊歷劉老師住過的南洋客屬總會(柏城街)與中峇魯社區。我彷彿跟着劉老師過去的足跡,重新追尋他當時的心情。

「我是負責跳現代舞的。」劉太太說。我想像,劉老師當時好像遠離整個文化圈,感到深切的孤獨;他初來香港,其實有一群從上海南來的朋友,他們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舊同學,有易文、陶秦、周綠雲等。前兩位是當時國泰電懋電影公司(張愛玲亦是該公司編劇)的導演,周是畫家,抽象畫派大師呂壽琨(即後來《酒徒》封面設計者)的弟子。劉以鬯到了新馬,才是真切的孤身闖異地。翻查資料,他在短短五年,工作過的報館竟接近十間。當時他編過不少小報謀生,但是這些小報不斷倒閉,等於做幾個月,又要找工作。他當時經常出入麻將館與歌台,表面繁華背後,可以看到一種懷才不遇的深切孤獨。羅佩雲當時年紀輕輕,已經是舞蹈團隊的台柱。她與他,正好住在金陵大旅店(位於惹蘭勿剎),那是流浪藝人喜歡落腳的公寓式酒店。

恍如時光倒流
旅店除了外牆翻新過,內裏房間的間隔幾乎不變,我仍能依稀找到當日劉老師住的單邊大房。大堂內牆身有點剝落,他們有點保育觀念,保留了當年牆身的自然顏色。那種歲月流行的綠色,恍如時光倒流。那條狹窄的走廊,我彷彿看到年青的劉以鬯與羅佩雲經常擦身而過的身影。劉老師當時抽煙抽得很嚴重, 甚至吐血,因而觸動了住在對面的羅佩雲生了憐憫之情。他們倆的愛情故事,就這樣展開了。

一九五七年,劉以鬯與羅佩雲再到香港,結婚,並且以香港為家。香港,成為了他文學棲身之所。當然,他的命運就在一念之間,轉變了。很多人以為香港是個無情的商業城市,劉以鬯用他的人生告訴你:香港,才是最能生產文學的藝術之都,亦是充滿浪漫的城市。只要在香港努力堅持,不怕時代的逆境,理想是可以在這個城市實現的……

文:黃勁輝

原載《明報》星期日文學(2016年9月11日),現題為評台編輯擬,原題:在新加坡重生:劉以鬯。圖為《1918》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