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當運動變為潮流

旺角,風雲四起,警方奪回旺角佔領區的空間,卻無法重奪人心。佔領區的失,卻是運動的得,風水輪流轉,警方嘗試佔領的滋味。11月25日的清場為運動注入動力。警察和權力無孔不入,猶如戒嚴的狀態,旺角行人區變成警員區,動輒的暴力。反抗變得有趣,對抗暴力,幽默成為重要武器。「鳩嗚」運動,「我們濕平」,為日常生活的符號,重新賦予價值。

改寫抗爭意義

購物,變成「鳩嗚」,飢餓遊戲的手勢成為「自由」的象徵。從雨傘到「購物」日常瑣事進化為運動的象徵,「鳩嗚」的諷刺是挪用政府的核心(經濟)價值,昔日SARS時,「消費救港」到今天,梁振英呼籲到旺角消費。沒有組織者,符號的挪用和傳播更快速,更容易取得共鳴。相反,建制派東施效顰,擁有金錢、動員力,卻沒有誠意和創意。

抗爭成為潮流,一發不可收拾。今天的旺角,不是SARS,也不是工地,最流行的衣著竟是口罩、眼罩和頭盔。少男少女人人都是創作者,旺角街頭沒有統一口號,有人拿着人民幣,高呼:「我有人民幣,我要鳩嗚」、「我要食翠華」,最卑微的過馬路、行街的要求,突出權力的霸道。車水馬龍的旺角,沒有路人,人人變為參加者,警方無法預計情况,唯有訴諸暴力,對途人、記者、女生施以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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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當運動變為潮流

克服廉價恐懼 讓我們走更遠

筆者看到警員大叫︰「不准站在馬路,不要停留在行人路」。有人回應:「我們不似警察,這樣離地」,群眾失笑。憤怒,沒有轉化暴力,反而轉化港式諷刺和訕笑。

暴力對政權從來是雙刃劍,恐懼是嚇倒人,也令人憤怒,每天的「鳩嗚」,令警方醜態百出。暴力成為政權最後一根稻草,法律無法限權,剩下只有鎂光燈和facebook。旺角「鳩嗚運動」持續,無意間令運動升級,合法的購物,背後是不合作和不畏懼,突顯政權的膽小和懦弱,拖垮建制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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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當運動變為潮流

集體政治地標

從獅子山到「鳩嗚」,一張相片,一句口號,製造香港人的地標。城市需要地標,共同記憶,可惜,香港缺乏政治抗爭地標。談空間改變政權多提及柏林圍牆,而相對德國,冷戰時上而下的產物,阿根廷的五月廣場運動更能刻劃下而上的運動。1976至83年阿根廷經歷軍法獨裁年代,超過三萬人失蹤,一群母親在1977年開始,逢周四在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繞行一周,舉起相片尋找失蹤兒子、父親和親人,軍政府嘗試指摘母親為「瘋子」。及後, 1978年阿根廷主辦世界盃,國際間製造巨大壓力,五月母親成為世界的焦點。最後,軍政府在1984年被迫放棄政權,阿根廷回歸民主,五月廣場成為反抗軍政府和民主的象徵。

旺角、金鐘,佔領空間是喚醒群眾的記憶。跟教科書不同,空間的存在是政府不能磨滅,也不能改變。「鳩嗚運動」,香港人肆意嘲笑警察,腐女評論俊朗的警員為樂;性工作者在過馬路,被截查工作證明時,留下「無證件,我在砵蘭街招牌『xx少女』工作,下次早點來探望我」,警員一臉尷尬;數以百計男生在防線前高呼︰「我要去『砵蘭街』消費」。個人的經驗和記憶將旺角的定義改寫,旺角被詮釋為有趣的反抗符號,多元的空間聚合個人的故事,重寫旺角和香港的集體抗爭歷史。只有空間尚存,創作和詮釋不斷發生,運動隨時升溫,向政權施加壓力。

還城市的理想

普選無了期,人大的頑固,至今未有鬆動。青年多談理想的失落,只能苦中作樂。如果年輕人和雨傘運動代表理想,政府和政客代表務實,香港在理想和現實有巨大鴻溝,不單是買樓、住屋的問題,而是如何規劃我們的未來。

釋出善意,不是用警棍和暴力,而是助市民實踐理想。台北選市長,兩大熱門的無黨派柯文哲和國民黨連勝文的政綱,告訴人們理想如何變成政策。

香港大白象的基建,屢次被人詬病,九大基建超支近七成,達1600億。市民角色除了付鈔,無法參與和管理工程。台北兩大候選人都承諾開放資訊(Open data),公開市政府的信息,藉大數據讓市民參與管治,從巴士班次、運動中心使用量都有。柯文哲更進步,利用網路投票、參與式預算,跳出諮詢政治,提案、投票到討論都讓市民參與,不像現時港府空泛的諮詢。

香港難以圓夢,本地工廈音樂人和藝術家常受規劃法例困擾,擔驚受怕。柯文哲答應如果當選,三個月內解決音樂場地(Live house)的問題,不再為消防和建築條例規限,並積極增加小型表演場地。港府卻傳出舉辦社區舞會請青年「宣泄精力」,高下立見。

運動,呼喚理想,我要真普選,背後一個更公義、理想和平等的生活。尋回理想的城市絕對需要政策落實,老一輩的建制政客回魂,左右政權,扮作苦口婆心,配上警棍,這是對話嗎?

告訴我們,為何要租劏房呢?何不恢復租金管制,控制租金飛升。為何炒屋炒票可賺大錢呢?何不考慮資本增值稅,讓炒家付上稅項。從理想到議題,再到政策,不論真普選、文化等政策,提出新的想像,年代選擇我們不止佔領,也是改變香港的潮流。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