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突尼西亞學習民主

不自由,毋寧死!今年是匈牙利1956年革命60周年紀念,英勇的全民起義遇到蘇軍暴力鎮壓而敗陣,但悲劇和犧牲也有悲劇和犧牲的時代意義。匈牙利駐港領事主辦展覽和電影會,但會認真地了解的香港人卻是少得可憐。9月的立法會選舉過後,香港人追求「民主」和「自決」依舊遙不可及,但立法會的宣誓鬧劇觸發的謾罵衝突卻不斷升級(BBC報道描述為「political stunts and theatrics」),香港的制度遇到連環破壞,終於悲劇收場。我們是時候深刻反思和批判所謂「議會抗爭」的道德和價值。

是時候反思「議會抗爭」

的而且確,議會抗爭有時候可破壞政敵的好事,但物極必反,濫用議會抗爭而且不認真的態度開始消耗抗爭原來應有的公信力和認受性,還給對手反擊的理由和機會。所謂「激」的政治人物動作多多、嬉皮笑臉的「快樂抗爭」(當然間中也有激動落淚、惺惺作態的表現),只是用來盡力掩飾那一事無成的真相。這不是對手求之不得的結果嗎?

Donatella della Porta比較1989年歐洲共產政權覆亡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嚴謹地整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經驗(democratization from below),提出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及其對政治精英的制衡力量對成功的民主變革起着關鍵作用(見表)。雖然民主發展的想像怎也擺脫不了政治精英「英雄式」的領導,但是當求變的願望一再落空,社會瀰漫着的無力感只會有增無減,公民運動在凝聚民氣以保護和發展制度一直是民主化的重點所在。這種制度捍衛者的力量,在充滿逆轉危機的民主進程中是一種「希望工程」(politics of hope),講究公民社會的責任和涵養,即使未達至真正的民主普選,也應提出積極推動經濟、社會、民生和人權變革的願景和實踐方法。

公民社會的希望工程

突尼西亞2011年「茉莉花革命」源於一名26歲小販Mohamed Bouazizi因被當局沒收攤檔,自焚抗議而死。這件突發事件迅速演變成全國反對獨裁、貪污政權及社會不公義的運動,最終推翻了在位23年的總統Ben Ali,展開該國的民主化。不過,這類突發事件引發的民主化(eventful democratization)在推翻舊政權之後,時勢造英雄,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使命隨即落入政治領袖手中。同年10月,較溫和的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在217席的制憲議會選舉中取得89席,隨後與兩個左翼政黨合組臨時聯合政府。

但後革命時期的突尼西亞政局卻持續混亂,在革命後迅速崛起的聖戰組織沙拉菲教派(Salafism)被視為暴力行動的源頭。美國大使館、國際學校、首都突尼斯的觀光景點、海濱度假勝地相繼發生嚴重暴力事件,也有不少武裝分子在突尼西亞與阿爾及利亞邊境製造恐怖活動,街頭警民衝突引致的傷亡也是無日無之。

伊斯蘭復興黨與支持世俗化的反對派的對立愈來愈尖銳,制憲的討論比預期緩慢,進入膠着狀態。在2013年夏天更瀕臨內戰邊緣,左翼政治聯盟的領袖Chokri Belaid和左翼議員Mohamed Brahmi遭到暗殺,反對派集體退出制憲議會,令議會停止運作。儘管有超過100個大小不一的政黨在後革命時代成功註冊,但這些政黨組織鬆散,加上二元政治衝突愈加劇烈,令臨時政府和制憲會議無法運作。在這情况下伊斯蘭復興黨和激進的力量合流「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甚至倒退到獨裁統治,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危機介入與民主導航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工商及手工業聯會(UTICA)、人權聯盟(LTDH)及律師聯會(Tunisian Order of Lawyers),聯手推動一個「四方對話機制」(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發起四方對話的突尼西亞總工會是左翼工人組織,擁有逾75萬名成員,其動員能力和公信力毋庸置疑。同年秋天復興黨終於在壓力下參與會談,作出了一個直接將突尼西亞從內戰邊緣拉回來的重要決定:復興黨同意下台,政府由技術官僚接管,順利訂立新憲法,並在2014年10月和11月分別舉行了革命後第一次正規的國會大選及總統大選,投票率均超過60%。這個「四方對話機制」直接化解了持續的政治危機,提供一個穩定過渡至民主政體的路線圖,是民間組織參與和平民主變革(participatory pact)的典範。

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在後革命時代,公民組織更是任重道遠,「四方對話機制」將民間聲音動員和組織起來,保障了突尼西亞成功的民主轉型,功不可沒。Freedom House在2015年及2016年連續兩年評定突尼西亞已成功轉型,屬於「自由」的國家。如果這些建立「對話機制」的公民組織獨善其身,又或者只懂得動員向政黨施壓而沒有促成政黨談判,又如果公民社會只「複製」後革命時期的民粹政治,突尼西亞已經陷入內戰的深淵了。

201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突尼西亞這個「四方對話機制」。諾貝爾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對話機制」在全國公民、各政黨及當權者之間構築了一條和平的政治溝通渠道,讓突尼西亞能在數年之內建成一個憲政國家,有效保障全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性別、政治及宗教信仰。委員會主席Kaci Kullmann Five指:「突尼西亞目前仍然面對政治、經濟及國家安全挑戰,希望和平獎能鼓勵當地人民,同時為正身處中東、北非以至全球各地,為宣揚和平及民主而努力的人帶來啟發和參考。」

香港需有平衡政客的公民社會力量

環顧世界,不學無術的政客總以為走民粹路線、嘩眾取寵才有望製造自己的「不敗傳說」,其實他們對民主自由帶來的傷害既深且遠,這點不可不注意警惕。明乎此,香港更需要有足以平衡政客和政團的公民社會力量,平時發揮對朝野有效的監督,在民主化陷入僵局或惡性循環之際,不跟風走民粹,而是積極介入,遏止自我破壞的傾向並將之導回正軌。突尼西亞的「四方會談」是公民社會自發對話、由下而上促成民主轉型的一個成功案例。

(突尼西亞總工會秘書長阿巴斯將於11月21日來港分享,報名及詳情:bit.ly/2ednJJs)

延伸閱讀:

(1)Donatella della Porta, 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Comparing 1989 and 20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5/press.html

(3)freedomhouse.org/country/tunisia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原文載於2016117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