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回應「中國機會」的兩類意見

上月在本欄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提出政策前,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的短文,收到一些讀者的回饋(有公開發表的文章,也有私人電郵),實在令人興奮。事關在香港撰寫評論文章,鮮有收到什麼回應。多年以來,都是以個人獨白的心情來寫文章,能聽到外間的反應,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的,總會覺得是一種鼓勵。

我在那篇短文裏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十分簡單:究竟到了今時今日香港應該抱着什麼心態來看待內地經濟發展所能帶來的機會?對此我確實提出了疑問和批評。而不難想像,那些疑問很容易會令人解讀為對所謂的「中國機會」的否定。於是有讀者急忙指出:誰說內地沒有機會?有的談他見到中國發展何其壯哉,哪會有可能未有給香港人機會的道理,如果有任何問題,那只是他們未有把握和利用而已;有的現身說法,以個人經驗來說明內地機會多的是。有讀者會如此「肉緊」的回應,並非是意料之外的事件。畢竟「中國機會」是一個大題目,如果它真的不能對大多數人張開懷抱,製造機遇的話,很多相關的發展策略、思維都需要重新思考的了。

讀者提出的意見,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對我所用的統計數字有懷疑,覺得不盡不實。第二,跟以上的一點有關,覺得問題不在於內地沒有為香港提供機會,而是香港人沒有好好運用那些可能性(因此對「中國機會」提出疑問,有誤導之嫌)。

 內地工作港人數目一直減少?

我在〈提出政策前,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一文裏指出,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數目上,自2004年開始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我所引用的是官方數據,由統計處多年來收集所得。按統計處所採用的定義,「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乃指屬於居港人口而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不論在該12個月期間往內地工作的次數及每次逗留的期間)的人士。但若只到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及/或出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則不被視作『在內地工作』。此外,來往中港兩地的從事運輸業的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該調查以居港人口為對象,受訪者須在統計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足1個月或更多日子,及在統計後的6個月內也有在港逗留1個月或更長時間。此外,它亦「未能訪問該些於統計時在香港沒有常住居所的居港人口內的人士」。換言之,正如統計處在其調查報告裏早已指出,而我在之前的短文內亦有提出,該調查的最大弱點是未能涵蓋那些早已因為長期跑大陸而已移民內地的人士。所以,統計資料確有其局限,但未至於如一些讀者所以為,該調查未能統計一些每周都需要在內地工作三四天的人士。這些官方統計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再者,一些讀者對該調查的最大保留,是它竟然會顯示出港人在內地工作的人數,近年一直減少。讀者對此有很強烈的反應,部分是因為這跟他們的主觀認知有相當大的落差;簡單的說,是他們覺得自己從日常生活中所得到的印象,較該調查更為可靠。其實要回應他們的疑問並不困難,只要近年已長期在內地居住的港人在數目上增長(假設他們都是到內地工作而不是退休),超過港人在內地工作人數下降的數字,便可說明港人在大陸所得到的機會有增無減。但據我所知,長期居留於內地的港人,其增幅大概跟內地工作的港人所減少的數字相若,再加上前者包括退休人士,那麼整體而言,就算以各種形式於內地工作的港人未見減少,起碼也跟逐年遞升的期望有所落差。

 對香港人才需求依然強勁?

當然,並不是所有讀者都覺得統計處的數字不能作準。於是,他們提出了另外兩個問題:一是那些統計只說明港人實際回到內地工作的情况,「而不是反映中國大陸可供港人發展的機會」(引自張志剛先生於2014年12月17日於《明報》所發表的〈青年一代轉趨內向於發展不利〉)。按這種思路,為什麼港人到內地工作的人數會減少呢?原因主要就是「現時這一代,就顯得更為內向,把到大陸工作和就業放在相當低的考慮」。這一種理解帶出了我在前面所提到讀者的第二類意見。

對於這類意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內地市場發展至今,對香港的人才的需求依然強勁,所以不是沒有需求和機會,而是很多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白白浪費、放棄而已。有讀者轉傳了潘家穰先生在網上發表談論中國機會的文章(副題是「與呂大樂博士商榷」)給我,他的看法大致上屬於這一類。至於張志剛先生,雖然沒有寫得如此直接,但他也指出「如果把這1100平方公里的範圍拉闊,那答案就一定是機會多了,這也是特首梁振英和到廣西創業的潘家穰所言。市場大了,機會多了,是非常簡單的邏輯問題……」。

坦白說,能聽到這種樂觀的看法,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本人自問也經常在內地跑,亦時有跟本地的和大陸的工商界接觸。近年在內地所觀察到和從工商界朋友口中所聽到的意見,鮮有人覺得大陸人才短缺,反而是擔心逐漸對香港人才的需求減少,又或者港人陸續被取代。如今知道一些意見領袖認為今天內地仍對香港的畢業生情有獨鍾,需求甚殷,這絕對是好消息,且看特區政府會否依據他們的意見,計劃如何在這樣的形勢分析的基礎上,訂出人才培訓的計劃,以滿足內地對香港人才求才若渴的情况。

 仍須回應兩個重要問題

不過,就算假設那些提出批評的讀者沒有高估內地對香港人才的需求,我們仍須回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中國機會」究竟主要是對哪些港人開放?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提出政策前,請好好了解社會現狀〉一文重新歸納了更早之前在〈這麼近,那麼遠〉所引述的統計數字。同樣,數據來自統計處,累積多年,是反覆調研的結果,而不是張志剛先生所說的「這些現狀都只是靜態存在的一些客觀現實」。當中重要的信息是,經過多年以後,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基本上已變得高度集中於有一定經驗(這具體地表現在他們的年齡中位數為47歲)的經理及專業人員身上,而同時對他們的學歷的要求,也愈來愈高。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很正常的轉變——在內地進一步開放改革,而同時人才於質和量的兩個方面都有所提升的時候,香港人才的競爭條件會出現變化,需要具備某些專門的知識或有某些不易取替的工作經驗,才會繼續成為招攬的對象。那些只需要一般性的知識、技能、經驗的職位,恐怕很容易便會由內地員工接手擔任。而在內地市場日趨重要的情况下,香港及跨國企業均需要熟悉國情的行政人員。當然,港人不會因此而立即失去競爭力,但早已不再是首選或必然選擇。接近梁振英政府的人士認為情况並非如此,香港的中學生、大學畢業生只要一改其內向性格,敢於踏足內地,機會便會擺在他們眼前,這是我近年聽過眾多有關「中國機會」的說法中,最有趣及令人鼓舞的一個版本。

張志剛先生等讀者認為只要香港青年肯解開思想包袱,便會在內地大有前途,並非全無根據;對此他們是有一番解釋的。張先生有豐富的人事招聘工作經驗,指出過去港人到內地工作,主要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結果。所以,他總結經驗:「個人的經驗和觀察所得,二三十年前的那一代人,其實也不算特別外向,大概只能稱得上中度外向,但要麼利之所在,要麼為勢所迫,他們也會考慮到大陸工作。但現時這一代,就顯得更為內向,把到大陸工作和就業放在相當低的考慮」。他的這番話甚有意思。明顯地,他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香港青年的心態,只要有所調整,便可以踏上康莊大道。他似乎覺得香港青年期望到內地工作應取得更高的工資的想法,是缺乏遠見、內向的表現。而我亦因此而明白,為何他對香港青年在內地市場繼續會有競爭力——他似乎假設香港的年輕人是應該期望以取得內地工資的心情與期望到內地打工。從某個角度來看,張先生是苦口婆心。長遠來說,中港兩地差距拉近,香港青年沒有什麼道理期望自己可以享受較優的待遇;提早向內地看齊,可以確是應有的心理準備。不過,坦白說,就算真的這樣,是否就等於香港青年在內地很隨便的就可以取得機會,我仍有很大保留。或者我是高估了內地人才的質素與競爭力,但相信這樣去想和做準備會較為踏實。起碼我就實在很難看得到,我們的中學生如何進入內地勞動市場,並取替當地的勞動力。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勞動力的流動的問題;要求年輕一代由他們所身處的一個物價較高的環境,遷移到一個工資較低的勞動市場去打工,而中間不談額外的物質激勵,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很希望日後可以聽到那些讀者的進一步說明、解釋。香港如何可以全面地向國內成功輸出高、中、低端的勞動力,這是我熱切等待的答案。

但願梁振英政府日後推出的青年政策、青年就業策略、未來經濟藍圖,不是基於這一種對中國、香港及香港人的想像就好了。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