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從公院迫爆談到深層次問題

究竟應該如何解讀流感高峰持續,「迫爆」公立醫院的現象?是每年發生兩三次的「偶發」事件?是公私醫療資源調配失衡?還是一個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如果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其性質又是什麼?這類問題不會比一地兩檢、區域融合所引發的爭議來得輕鬆,而在某個意義上可能更加難以處理。不過,我們心裏有數,問題總不會因為主觀上不願面對而自行消失。

簡單問題亦未納入社會議程

早前食物及衛生局曾發表《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內容甚廣,但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關於人力需求與規劃的問題。報告書發表之後,有過一些討論,可是卻未見有更深入的探討,同時亦未有聽到更多的政策、規劃的回應和反思。甚至在專業界別之中,亦無一致意見,對於是否存在問題、有無需要作出一些轉變,也只是各說各話。至於有何進一步回應及具體工作,就更為缺乏。簡單的幾個問題如究竟是否存在人手短缺?對維持服務水平及將來進一步提升服務,是否有足夠人力及其他方面的資源應付?而面向更長遠的發展(例如真的將醫療服務產業化),是否應該以現行模式繼續下去?其實尚未納入社會討論的議程。

對於相關的問題,今屆特區政府似乎有一定的意識。據報章報道,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跟全國政協委員見面時,便有提到目前香港無論在高端專業或基層勞動力,都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現時我們在公營醫療部門所見,以及《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所呈現的數據,至低限度顯示出,就以維持現有服務水平,在目前及可見將來都會是相當吃力。而我們可以想像,以香港醫療人員的服務水平、專業態度等,面向內地市場,確實有一定的需求。雖然這未必可廣泛應用到不同的分科之上,但對於香港所能提供的醫療服務,的確有一定的市場需求。而我們也知道,那個市場已經存在,問題是將會如何發展下去、會發展到怎樣的規模而已。就算香港不打算改變現狀,我們也很難想像現時飽受壓力的公營醫療系統,在沒有大動作的情况下(例如循序漸進地增加人才培訓)得以紓緩。

醫療是社會服務還是產業?

總有一天,香港社會需要認真想想,究竟醫療主要就是一種社會服務,還是它亦可以更積極地以服務業的其中一環的姿態出現,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部門呢?我明白,很多人的即時反應,是兩者並無矛盾,只要適量增加醫療專業人員,大可兩全其美。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事情倒不是如此簡單,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就是一個例子。如果以為沒有需要提升供應服務的能量,仍可以既不影響現有服務,而又接收大量跨境個案的話,那未免太過天真。到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在區域融合這個課題上的一項總結,應該是對規模效應的認識——需要量之大,會對本地社會造成巨大衝擊。如果不事先評估有何衝擊,並作好準備,後果只會是加深中港矛盾。再以為毋須任何調整而可以充分利用內地市場,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要改變很困難嗎?坦白說,這應該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增加人手供應上,來自專業界的反對聲音是完全可以預料的;開放勞動市場的建議,差不多是禁忌,而很多時候連討論是否有人手短缺的問題亦存在阻力。在人手短缺這個問題上,連有無「病徵」、「病源」在哪,都沒有共識。難以正面面對醫療專業勞動市場狀况,是困難之一。

困難之二,乃如果真的要「動手術」,難免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因為專業利益並非單純只是行業問題,而是觸及整個社會對社會分層、教育資源分配等方面。要將所有問題拿出來公開討論,恐怕一定爭論不休。舉例:如果視醫療為產業,而並非以社會服務為主,那為什麼要繼續現時大量大學經費集中資助醫科學生的培訓?為何不改為分科收學費,好讓醫科學生更自覺其個人及家庭投資與日後成為專業人士後所取得的回報的關係?又舉另一個例:關心醫療專業勞動市場的開放程度的人士,又豈止於專業界別本身?同樣關心的包括學生家長,對他們來說,如果將來子女學成後所得到的待遇沒有保障,那麼整套子女教育策略亦隨之而會有所改變。提出以上提問,並不是我個人認為某一種考慮一定正確,而是想指出任何在這方面的改革,都要面對各種不同的利益。一個制度之所以難以調整和改變,皆因嵌於社會的不同利益,不易平衡。

那麼,今年踏入冬季,又或者明年同期,又會再次「偶發」「迫爆」公立醫院嗎?究竟「醫療產業化」又只不過是隨便說說的嗎?原地踏步不會有問題嗎?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