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秉權:伸向歷史教科書的黑手

有線電視《新聞刺針》根據一份教科書的評審報告報道,有準備明年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因為「措辭不恰當」等問題,被教育局課本評審小組要求修改。不過這些內容並非新的表述,在學界已有一定共識,不同出版社亦有類近表達,同一內容以往經歷同類評審均獲得順利通過。

這次「刪改」歷史教科書事件,到底是否評審專家換了人?人沒換,但人變了?標準變了?史實變了?還是出於政治需要,連歷史教科書都要為它服務?

這些被「槍斃」的內容和評語包括:「近代歐洲的崛起,是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一幕,造成了今日西方優勢的基礎」(評語:觀點值得商榷);「1937 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評語:用詞不當);「中共一黨專政;黨與政府的關係:黨政不分,在中共一黨專政下……」(評語:用字不當、概念不清);「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中國收回香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中國堅持收回香港主權」(評語:措辭不恰當)。

就「近代歐洲崛起」與「西方優勢」一點而言,評審到底是認為兩者並無因果關係,還是今日「西方優勢」已不再,中國才是遙遙領先?

「1937 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是「八年抗戰」的概念,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力推的「十四年抗戰」表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不符,內地中小學教科書去年已全面修改。另外習近平還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未知香港教科書是否要補漏拾遺?

內地與香港的表述方面,「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並無問題,中國官方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百科全書(1949-1999)》對內地城市亦有類近說法,指鄧小平「1992年視察中國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重要談話」。

「中共一黨專政」——這是事實,雖然憲法序言寫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國新辦,2007年)亦批評「一黨專政」說「1927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實行一黨專制,獨攬國家一切權力,打擊和迫害民主進步力量,違背民主政治發展潮流和人民願望,最終被歷史所拋棄」,但大家都知道中共的執政本質是一黨專政,所謂的「八大民主黨派」只是花瓶,只會吶喊助威,並無實質權力和影響力。

至於「中國收回香港」,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曾對英國戴卓爾夫人說「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

而「香港主權移交內地」,這是事實陳述,比「香港回歸祖國母親」更加冷靜和客觀。筆者1997年當實習記者時,前輩教落不能用「香港回歸祖國」,免得帶有主觀感情色彩。

對香港的中史教育下手,背後到底有何脈絡呢?

最高指示是來自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7月1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職後的當面講話,習說「要注重教育、加強引導,着力加強對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3個月後國家教育部回應習近平「重要講話」時指:「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為香港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指導意義。下一步,教育部將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重要講話精神,支持香港加強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和中國歷史文化教育,指導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根據香港青少年學生的認知特點和發展需求,有效開展國情教育交流活動,弘揚共同價值觀,為壯大愛國愛港力量、落實『一國兩制』大業做出積極貢獻。」

「支持香港加強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和中國歷史文化教育」,是有實質配套的。

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列出了「認識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及國情」的專項工作:「讓學生認識自己國家歷史、文化、經濟、科技、政治體制和法律等各方面的發展,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是學校教育應有之責。教育局會在2018/19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並在目前的課程基礎上,持續增潤課程內容,推動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現正就課程的修訂再次諮詢業界。」

「深紅」背景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入局,相信亦與此相關。

為了直接插手香港的教材和課程,內地已有機制直接操作此事,特區政府需要一年兩次向內地匯報教材問題。前教育局長吳克儉2016年曾秘密訪京,瞞着港人與國家教育部成立了解決問題的「會商機制」,課程教材是四大工作之首。教育部的表述如下:

「雙方回顧了今年年初首次會議以來的工作進展情况,商定今後共同在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教師隊伍建設、政府管理等教育領域4個關鍵環節加強合作,促進教育共同進步。」

此外國家教育部去年10月書面回覆一名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時,表示「關於調動資源,合作開展課程和教材編寫的建議,教育部鼓勵和支持內地與香港專家、教師加強交流,共同開展課程和教材的開發與研究,編寫更有針對性的教材,提高教學質量;歡迎和支持香港教育局就課程和教輔教材等與我部共享資源、加強協作。」

另一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凌友詩,3月在《紫荊》雜誌撰文呼籲中央盡快在港落實「教育主權」,說「如果中央政府不掌握教育主權,進行本國教育,國家的根本將被破壞。教育主權的主旨是課程和教材。教些什麼,什麼必須教、什麼不可以教,是教育主權中最不可讓渡的內容。國家尤其對於九年義務教育中的語文、歷史、道德這幾個涉及意識形態和國族認同的領域,應該緊緊握住其設置權和執行權」。

近年內地亦在改編歷史教科書,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說:「近20年來,台獨港獨分子千方百計對青年人進行洗腦。面對國際國內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大環境,需要我們加強教材建設,幫助廣大青少年學生,從小就打好中國底色,植入紅色基因,從源頭上加強抵禦意識形態滲透的能力。」

當「黑手」正伸向和滲透香港歷史教科書時,未知基本法能否在源頭上為港人「護體」呢?基本法訂明:教育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