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從兩種治港思路之爭 尋找香港脫困之路

炎炎夏日,數以萬計香港人無懼中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今年由於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憂慮。

「『一國兩制』的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幾個星期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對話時這樣說。(這段名為「公民對談」的「余曾對」精彩視頻見於YouTube,全長68分鐘,分六節,可惜未受傳媒及社會關注。從5月28日上載至昨日,每節點擊率只有五六千到一萬三千不等。以下有關曾鈺成的引文,均出自這段視頻。)

受到這段對話啟發,筆者嘗試從探討兩種治港思路的角度出發,尋找突破香港當前政治困局的出路,套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的訪談,「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

造成香港當前社會矛盾尖銳對立,誰的責任最大?余若薇認為:「更大的責任永遠在當權者身上,因為權力在他手上。」曾鈺成表示同意,還借用毛澤東的《矛盾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定是掌權那邊。」

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從回歸初期到2008年攀至高峰,為什麼這幾年卻插水式下跌?為什麼從來不是選項的港獨、本土分離意識現在會成為社會議題?為什麼大年初一會發生多年罕見的嚴重警民衝突?社會撕裂分化如此嚴重,為什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用毛澤東這把尺來量度,梁振英的治港路線出了什麼錯?

梁振英鬥爭為綱搞分裂

今天,愈來愈多人看清楚, 梁振英在任4年,推行的是一條以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套用毛的說法: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山頭主義;不是搞團結,而是搞分裂。

例如,劉夢熊曾爆料:梁振英視泛民為敵我矛盾。

原本親建制的自由黨,也受到排擠打擊。主席田北俊只是說了句梁振英應該考慮辭職,就被「搣柴」——解除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

根正苗紅的原民政局長曾德成,竟被梁振英以霹靂手段掃地出門,還要馬上利用自己手下掌控的網站「港人講地」落井下石,把政府對青年工作的缺失,全部諉過於曾德成。

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被辭職」,令公務員團隊為之心寒。

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被「一男子」否決,拒絕發出牌照,破壞了廣播事務管理局一貫的發牌機制,違反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法則,活生生地扼殺了一個創意企業,也打爛好幾百人的飯碗。而梁振英以為可以保住的亞洲電視,依然逃不掉倒閉的命運,結果,助長無綫電視一台獨大、不思進取的惡劣局面。

一味迎合中央,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施政報告念念有辭講了40次「一帶一路」,打算用10億公帑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4年過去了,公開撐梁的工商界「大孖沙」,依然寥寥可數。

連親中陣營的政黨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氣壯地支持他連任,一切要等北京的「阿爺」發落。

梁振英未能做到政通人和,卻教曉香港人一大堆語言偽術和精句sound bite﹕

「我記憶中,我冇講過話我冇僭建。」

「我當時係冇隱瞞嘅。我當時嘅認知就係,個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

「(國民教育科)喺撤回與不撤回之間呢,我哋商量嘅空間同餘地係好大嘅。」

多次以「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回應議員對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提問。

被問到對六四看法,他回答:「我不是說我不感動,但無可奉告。」

與機場職員通電話討論女兒的行李問題時,「我沒有說我是梁特首」。

最常說的是一句:「適當時候會向大家交代。」

雨傘運動時,他說過有外國勢力介入,但至今未見他交代過。他收取澳洲UGL的5000萬元離職酬金,有納稅嗎?在哪裏納的?也沒有交代。

儘管如此,只要一朝未失聖眷,西環和官方喉舌、押注在他身上的傳媒,以及一貫寧左勿右、篤信文革「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修正主義)」的,例如鄭耀棠為首的工聯會,都是他的堅強後盾。

曾鈺成﹕一國兩制要長期讓反對派存在

以曾鈺成為代表的另一條溫和路線,就勢孤力弱得多。

梁振英最「挑機」的一句話:vote them out!(投票踢他們反對派出立法會)

曾鈺成針鋒相對:「以為vote them out就天下太平,這條路一定行不通,完全是錯誤的判斷。」

曾鈺成認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要接受一個現實:一國兩制要長期讓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存在,承認在社會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不能漠視的支持。為何有兩制,因為有他們在,有差異。」「為何很多香港人支持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因為他們看到靠泛民主派或反對派,才可以維護大家珍惜的價值觀念。他們擔心一旦給建制派贏光了,就失去了一切,就變了,兩制就沒有了。他們不是完全沒道理,所以你要承認這些事。」

曾鈺成以下這番話,更是衝着梁振英而來:「有人以為中央領導硬,就會欣賞硬,行政長官愈硬,中央愈支持。如果你硬而行得通,管治得頭頭是道,所有事情又推行得到,中央才會欣賞;你硬但做不到事……」

請讀者諒解,為什麼要大篇幅引用曾鈺成的原話,原因很簡單,眾所周知,他是共產黨的人,比其他泛民更具說服力;他經歷了中英會談到回歸前後30多年的全過程,有組黨、敗選、勝選的經驗,是建制陣營中思路最清晰、最洞悉政局,也最能夠與泛民溝通對話、理解泛民想法的一個人。不過,他的意見遠未成主流。

毛澤東﹕人的因素第一

《明報》7月1日社評寫道:「香港的困局,問題並非出在某一個人,因為無論誰當特首,只要是現在的體制,最終都會被折磨得焦頭爛額,香港則繼續沉淪下去。」這正是梁營為連任造勢所提出的理由,筆者絕不苟同。

體制無疑是很大掣肘,但毛澤東說過:「人的因素第一。」小至一場球賽、體育有沒有經濟貢獻,以至對本土的看法,梁振英和曾俊華的表述就很不同,比較一下兩人的民望指數就知道。

梁振英上台後,是令社會矛盾急速惡化,還是走向緩和,早已路人皆見。涉及治港理念的分歧,不同的人當特首,分別只會更大。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精通謀略的毛澤東又一論斷。

看看梁振英重用的是什麼人:張震遠(競選辦主席、原行政會議成員)、劉夢熊(用完即棄)、邵善波(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席顧問,坊間有「左王」之稱)、陳茂波、張志剛、吳克儉,還有那個自詡為「白宮發言人」、一味幫主子塗脂抹粉評功擺好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這批人就是為梁振英的治港路線服務的,設想曾俊華或曾鈺成或林鄭出任特首的話,還會重用這些人嗎?

梁振英一旦再獲欽點,屆時不用顧慮連任問題,恐怕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強政勵治」,為所欲為了。

有人說,梁振英最近不是已經放下身段,改稱泛民為「朋友」嗎?為什麼不給機會他「改過自新」呢?

「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中共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看來,對香港也有參考價值。

王光亞說:「近年有人說中央對港政策收緊了,這不是事實。」「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香港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嗎?

特區成立的最初5年,中央派駐香港的主要官員姜恩柱(1997年7月到2002年8月,先後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改組後的中聯辦主任),確實恪守「一國兩制」,「大隱隱於市」,香港人幾乎沒有見過他的身影,完全不像後來的中聯辦各級官員,以「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姿態出席各種活動,指指點點,橫加插手。

曾鈺成提到自己的親身經歷:「回歸初期,民建聯到內地訪問,往往受到內地官員警告,不要同他們討論特區管治問題,如有意見,回去跟特區政府說。當時真的是這樣。事實上這十幾年真的有變化。」

曾鈺成還說:「(2014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解釋,是同基本法頒布、回歸前以及回歸初期,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說法,有相當大的差別。」他甚至質疑:「我們過去認識和追求的『一國兩制』,北京會否已有不同看法?」

回顧過去幾年,中央干預的結果,就是壓迫愈大,反抗愈大。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全國人大委員長兼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訪問香港時表示,要「勿忘初心」, 並釋出善意,當面聽取泛民主派4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鄧小平﹕多選些中間的人

對「初心」的最佳詮釋人,就是「 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

他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梁振英做到了嗎?

過去4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梁振英治港路線的失敗。

王光亞說,在中央看來,大多數泛民都是愛國,泛民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角度看,他們也屬建制人士。泛民政團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接觸和討論日後會繼續,亦會更多,又稱會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泛民人士與內地有關的問題,希望泛民成為特區的建設力量。

恢復兩制信心 要解決ABC與CBB

王光亞這些講法,與梁振英一貫對待泛民的態度有很大差別,有何含義,仍待觀察。

要恢復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現階段首要解決兩組英文字。

ABC(Anyone But CY):不再欽點梁振英,揚棄以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 起用願意「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官員,做到李嘉誠說的「下任特首要給香港人帶來希望」。

CBB(Causeway Bay Bookstore銅鑼灣書店事件):回應香港人對內地執法部門違法處理書店當事人的質疑和憂慮,真正讓人感覺到中央釋出善意,讓香港啟步走出政治困局,實現鄧小平的遺願:「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

文:江關生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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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7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