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不自主——香港大學離自主與解殖有多遠?

由港大陳文敏事件揭起序幕,「沙皇」李國章又極可能於11月接替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大專學界緊接而來的抗爭,絕對是雨傘運動後一場重要的戰役。陳文敏被港大校委會否決其副校長任命,不是升官調遷的行政榮辱問題,而是京港政商聯盟在大學赤裸裸的政治報復與政治清算。面對雨傘運動港人奮力反抗人大8.31決議、特權政治的延續,期望動搖原本牢牢在握的京港商政經聯盟。否決陳文敏與抗命者被檢控無異,同樣是政權打算徹底清算及提防將會威脅其「政經連體嬰」利益的異議者。學界的抵抗運動將是一場硬仗,而在抵抗之間,我們或許要探問大學的前世今生,才可更好掌握現况:1997年前的大學院校是否曾經固若金湯?為何政權魔手可輕易伸入大學?到底校委與政權是什麼樣的利益共同體?學界的抵抗運動需要如何逆境求生,長遠又需在大破中立下何種大學使命?

大專教育之初 只為服務政權

本地政權向來透過不同社會工具維持其專權利益,大學插針,絕非始自今天。港英治下形形色色的地方機構、管治委員會、半官方組織、慈善機構、教育機構,以至立法行政兩局的委任,俱是政權宣傳去政治化的香港故事,收編籠絡人心和培養政治盟友的工具,將反抗收編於廟堂之內。八九十年代本地富豪與北京的盟約,更確立了九七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特權,特首由北京、商界協議任命,政治分贓,共享利益。要理解本地大學教育目標及發展,不能脫離歷史脈絡,空想學府享有學術自由、院校自主,旨在培養公民反抗不公政經結構。當初香港大學在1911年創立,就是為了培養在華買辦精英,權充港英的行政官僚,鞏固港英在華商貿利益,是為本地部分華人與政權合作的濫觴,瓜分權力利益。港英其時對港大開設鼓勵批判思考的人文學科甚有保留,也不歡迎孫中山在港的革命活動。後來中文大學的創立,是南來文人為了保存中華文化及抵抗共產黨而生,亦未有開啟批判本地政權之意;至後來城大、理大、科大應運而生,皆是務求培育技術專才,服務政商權貴。1980年代,大學入學率一直只維持在4%至6%,後來在與經合組織(OECD)較勁的情况之下,大專教育指標慘不忍睹,加上社會期望增加學位的壓力和八九屠城後人才外流,港英政府光榮撤退的計劃才正式確立1995年擴充大學學位至15%至18%的目標。1996年教資會報告表明,「3年學位課程有兩個目的:一是接受通識教育,認識不同範疇事物;二是汲取專門知識,成為有用的僱員」,而非培養批判性公民去反權威、反霸權、反同氣連枝的「政商連體嬰」政權。由高級華人買辦到與財閥結盟,維持政權運作,作出政商分贓,是本港政經結構下的特色。不同派別間的權力結合,正正形成今天的京港商政經聯盟,人人口中的政權。

大專教育從來都為政權避諱,有特定政治目標為本地政權經濟利益服務。大學百年來從來都不能逃脫政商聯盟的影響,但我們向來卻甚少質問:這是誰的經濟發展,為了誰的利益,又是為了誰及什麼而設的教育?到底政府宣傳中的教育及經濟目標,當真是為了大眾福祉?抑或只是從港英、買辦到京港政商聯盟之間的利益?大眾是否只是在所謂「經濟發展」過程中分一杯羹,以為得享學位向上流動,實情只是在協助殖民政權穩定管治,投身為人扭曲的職場,助長其貪婪地瓜分利益?政權如果不止是港府或北京,而是包括整個政商聯盟,利益網絡其實一覽無遺,教育從來不是為大眾,而只是惠及小眾。大專教育從未從殖民地中「解殖」,步向真正院校自主,探求真理與公義,也從未為了培養公民反抗不平等的政商社會結構,為長遠共生的可持續社會發展而設。

商業邏輯運作 「競爭力」成教育指標

英殖在1997年撤出香港後,殖民管治不退反進,京港政商聯盟將殖民政策透過不同方式繼續演化,進一步鎖緊大專教育方向,鞏固其政商利益的穩定。香港的城市發展早在1984年已為政商權力的結盟鎖定,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基本法》,指明是要急凍城市的政經制度及生活模式,作為「亞洲四小龍」要維持區內競爭力,確保金融中心的地位。董建華上任後,進行一系列拓展政策,指明要提高大專學位持有人至60%,將香港打造成「亞洲國際都會」、「紐倫港」,並因應發展「知識型經濟」,推行高端產業為經濟服務,增強珠三角競爭力,就此需要重新定義大學的目標及培育人才的方向,沉醉於沒有方向的「國際化」政策及環球排名競賽榜,順水推舟展開大部分社會治理架構的企業化,引入商業邏輯運作,商人治港、治校,校委會的企業化運作,只是冰山一角。2007年曾蔭權上台後,提出「深港大都會」的方向,以珠三角城市群為目標,推出十大基建、六大產業,加強競爭力。2011年北京的「十二五規劃」,標明香港有其特定功用,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至梁振英更是強調要內交互利,令香港經濟更具競爭力。其實一系列的城市政策,都是以維持香港經濟體的競爭力為主,由國內經濟到區域經濟到全球競爭。負責撥款予大學的教育資助委員會也曾在多份報告書中提到,大學需要維持「競爭力」,培育具「競爭力」的學生,服務社會經濟。但如果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來只是有利政權的經濟、政權的穩定管治,殖民香港,瓜分利益,教育政策以至大學培養的,只是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吸引投資者,為政權財閥服務,鞏固現行政治、經濟秩序。教育制度並不鼓勵具批判性及反思能力的公民,去探問並追尋一個更公平公正的城市制度,反思現行政經系統的弊端。

改革校委組成 增強政治操控

在香港的政經結構下,大學是本地政治聯盟統治攫利的重要一環。校委會當然如是。當管治者以城市的永續競爭作為一種想像,甚至競爭已躍升為城市教育存在的目標,大學在2000年初被檢討下責令需要自我改革校委會組成,美其名精簡架構、增強效率,實際是增強政治委任的影響力,引入商界盟友直接去主導經濟、教育政策(側面觀之,其時梁錦松是財政司長,亦是教育改革舵手),入主大學管理層,強化對教育制度的控制,保護政權的政經利益。陳文敏事件中的「12門徒」,不少人就是來自同一鼻孔出氣的政商聯盟,有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全國政協、商界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員、青協總幹事、渣打銀行、證監會、貿發局、馬會高層。他們不止是聽中共命令而已,而是本身就在捍衞他們自己心目中的秩序與利益。當「權貴利益是大眾利益」變為常識命理,永續共生、快樂共存,當然不會是這個城市的存在目的,也不會是大學教育、真理之道要探求的方向。這無疑解釋了為何大專學界,由大學、副學士、私立院校、研究方向、課程、畢業條件、國際化、內地化政策的發展總是強調市場導向、市場排名、經濟需要、具競爭力。但「市場及經濟」的名目,從來不是以公共快樂福祉為目標,而是政商聯盟的私利作為風向。當反抗者一踩過界,以至去到雨傘運動層次的抗爭,政治報復就遇上了敢言硬朗的陳文敏。

陳文敏事件的表層是北京干擾、中國因素,但向來大專學界真正面對的困局,是政商勾結下的難以自主,以至港人反過來共同勾結,結成共業,穩定政商聯盟的利益。在京港政商權力結合下,教育淪為城市間的惡性競爭而服務,權貴利益壓倒人民福祉,壓制命運自主的可能。雨傘運動中的既是要反抗京港商的政治聯盟,要斬斷政商聯盟的利益輸送鏈,陳文敏只是政權政治反彈、復仇的其中一個顯例。由要求12名校委辭職、力抗李國章接任主席、改革大學治理架構以至校委會的組成到爭取大學院校認同需自我改革,無一項目的不需群眾支持及參與。去殖修例,重思大學真諦,港大開打的一場仗,未來殊不容易,但如果港大可以展開抗爭,聯合學界,對於扭轉香港當下社會情緒,重思香港城市以至教育方向,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人人口中的罷課、罷教,當然是可行的一環,但師生教職員罷課、罷工需要組織連結與籌備,而非僅僅情緒鼓動,一泄即逝。去年的學界罷課是短期及象徵性的,因為大家都押在之後的佔領中環身上,未以封鎖院校重要部門、全面停課、停頓大學行政運作、影響公共財政為目標,切斷政權的政經利益網絡。因此,罷課同樣可以具有強烈的抗爭性,問題在於: 社會大眾、學生及教職員有多願意獻身守護大學及香港?而當中又怎樣提煉雨傘運動中組織者與群眾關鍵時刻參與權不均、關係處理未佳的教訓,轉過失為得着,推進抗爭?如果決心堅定、組織穩固,港大是次抗爭,將是大學去殖化的重要一仗,去闡明大學本應就是大眾及提倡民主參與的。作為承先啟後的抵抗運動,學界一仗,絕對是我城重豎命運自主旗幟的另一場重要戰役。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