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偉:打開盤數﹕司長的結構性盲點

雖然坐擁六百多億元的財政盈餘,曾俊華在他的第八份財政預算案中,依舊恫嚇未來將出現「結構性赤字」,並且表示要「在適當時間再次審視擴闊稅基的可行性」。這個「高瞻遠矚」的預測,或會再次觸發間接稅的建議,值得溫故知新,防微杜漸。

早在2002年首季,當香港還受亞洲金融風暴打擊而處於經濟低谷,時任財政司長梁錦松便先後公布《檢討公共財政報告》及《稅基廣闊的新稅項報告》,把當時的財政赤字定性為「結構性」,推算即使香港經濟稍後可恢復「較高」增長,政府赤字仍會持續,並將於2008年耗盡財政儲備,為引進銷售稅鳴鑼響道。

02年起誤判結構性赤字

唐英年於2003年繼任財政司長後,仍然持續相關政策方向,並於2006年7月為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正式諮詢公眾。不過,在民情洶湧下,唐英年於當年12月不得不承認市民未有共識,該項稅種最終胎死腹中。八年過去了,亦不需事後孔明,結果政府在2007至2015年間共累積了逾4000億元的財政盈餘,並預計累積盈餘在明年可達8734億元,與昔日預計將出現過萬億元財政負債成天淵之別。所謂「結構性赤字」不攻自破,當時赤字不過是短暫周期性問題,這個明顯的經濟形勢及政策誤判,嚴重打擊政府的公信力(表一)。

嘉偉:打開盤數﹕司長的結構性盲點

縱然出現如此顯著的誤差,曾俊華接任司長後,仍愛樂此不疲地宣揚「稅基狹窄」的說法,認為稅務高度集中在少數財團及高薪人士並不健康。靜待時機擴闊稅基,可說是所有財政司長的「公共理財第23條」。以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曾司長便再次表示﹕「只有四成工作人口繳納薪俸稅……只有一成的註冊公司繳交(利得)稅款……穩住和擴闊政府的收入基礎極為重要。」

利得稅:漠視「地產霸權」

假若曾司長及其經濟分析團隊願意進一步探討稅基狹窄的背後原因,應不難找到更深層次答案。利得稅現時集中在少數企業中,不正是表示香港其餘企業經營困難,僅能賺取蠅頭小利?稅務局數據顯示,全港繳交利得稅最多的800家公司,於2012年的利得稅金額估計幾近800億元,它們雖然僅佔全港96萬家註冊公司總數的0.1%,卻高佔全港公司利得稅總額的63%。根據「量能課稅的基本原則(Ability to pay principle)」,厚利企業按比例繳交較多稅項是天公地道,何須政府杞人憂天(表二)?

嘉偉:打開盤數﹕司長的結構性盲點

曾司長其實應該再追問,為何高達九成註冊公司並未能產生利潤,而約5.8%的企業僅能賺取少於50萬元的利潤?盈利為何高度集中在少數企業?曾司長經常外訪,宣揚香港的優良營商環境及背靠內地的競爭優勢,為什麼絕大多數中小企仍在艱難經營?這背後是否反映其他結構性問題,更需政府正視?

走筆到此,縱然筆者不喜歡「地產霸權」的簡化分析,也實在難以迴避香港經濟實際是被少數大型財團壟斷的事實。《經濟學人》於去年3月公布「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指數,估計香港財團從尋租行業(包括地產、港口、通訊及公用事業等)取得的財富,高佔本地生產總值的六成,為23個經濟體系之冠,遠遠拋離次席及不足兩成的俄羅斯。雖然該分析略嫌粗糙,但已可局部解釋香港稅基高度集中的疑團了。

薪俸稅:懶理貧富懸殊

薪俸稅方面,它的分佈不均情况亦頗為嚴重。全港於2012年共有367萬工作人口,當中過半的(56.5%)的年薪低於12萬元,毋須繳交入息稅。年薪在100萬元以上的高薪人士共有11.8萬人,佔整體工作人口僅3.3%,卻承擔全港三分二的薪俸稅金額。同樣地,這個貌似不公平的稅務負擔,實質是公平地「量能徵稅」。如果高薪人士不承擔稅務責任,難道要生活僅可餬口的基層市民負此重任(表三)?

嘉偉:打開盤數﹕司長的結構性盲點

曾司長若有求真精神,不難推敲到薪俸稅分佈兩極化現象,實源於「貧富懸殊」的深層次問題。香港現時堅尼系數高達0.537,在全球141個經濟體系中高踞第十二名,反映收入差距問題非常嚴重。現時近半勞動人口的月薪不足一萬元,政府理應加強力度去改善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現反向地納罕低薪人士不能分擔稅務責任,真令人有「何不食肉糜」的感覺(圖)。

因:偏頗產業結構 果:狹窄稅基

根據上述文析,香港偏頗的產業結構及財富集中是「因」,而所謂狹窄稅基則是「果」。指引香港經濟導向的財政司長,實有責任針對前述兩個結構性問題,尋求出路,令社會及經濟更均衡發展。而不是倒果為因地停留在稅基問題上。再說,歷任財政司長心儀的「銷售稅」或「商品及服務稅」,是眾所周知的累退性稅種,只會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令上述結構性問題惡化。

同在本周公布預算案的新加坡政府,相對地便較坦然的面對貧富懸殊的挑戰。其財長清楚表示政策目標是「在過去五年重大社會政策改動(major shifts in social policy)的基礎上,在這個預算案中再進一步建設公平及包容性的社會(to build a fair and inclusive society)」,說得理直氣壯。具體政策方面,雖然新加坡同樣面對所謂「稅基狹窄」問題,現時年薪最高一成的納稅者須承擔八成的薪俸稅,但財長仍膽敢在本年預算案中向高薪人士開刀,把最高邊際稅率由20%提升至22%,年薪16萬坡元(約91萬港元)以上的工作人口的整體稅務負擔因而增加4億坡元(約23億港元)。這確實把「量能徵稅」的公平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亦把香港政府的保守因循的公共理財方針比下去。

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香港的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未來確實會出現巨大壓力,曾司長未雨綢繆地在房屋、老年退休保障及醫療保險等預留資源的方針,值得肯定。不過,在稅基的因果分析及對應政策上,他應有不小的反思空間。

作者為無黨派的經濟分析員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