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了 就在不圓滿的世界中走下去

或許《一念無明》之所以沉重,是因為它深刻地映照出今天香港整體社會的困境,這絕不止是一個關於精神病患的故事。

電影的尖銳在於提醒我們:那使人們陷於孤立、使自我陷於無明之境,以至使已得浮現的問題變得無法收拾,恰恰源於我們每人身上慣常的人性軟弱,以至本來可以給我們以治療的各式群體小組。

電影中不管是哪個角色,彷彿總是不願認清自身的狀況,因而也無法真實承擔別人的生命,以及承認自己的局限(可能劏房小孩是例外)。像是總在困難前逃避的父親(曾志偉飾),以「無知」做藉口(不懂做人父親、丈夫)逃避責任,以至整日怨天尤人來面對家庭夢碎的母親(金燕玲飾)促使她看不見眼前的大兒子,甚或錯手鑄成大錯的主角阿東(余文樂飾)時常通過?滅性的憤怒來回應自身的挫折等等。凡此種種,都使他們跟那些本來是至關重要的人分離或敵對起來,而且無法在面對充滿裂痕的他人和現實中勇敢地走下去。

於是故事的終局,當阿東在天台上面對劏房街坊的質疑,他卻沒有以暴怒作為回應,並在最後一幕,跟父親去城門水塘「補償」失落的種種。或許,這走下去的可能方式,即既回不去了又面對滿佈傷痕的現實,其實已經不錯。

我們今天面對的共同體難題

同時間,《一念無明》的精彩之處在於充滿張力。電影雖探討病患及長者遭社會及家庭丟下的痛苦及孤獨,但同時間又告訴觀眾,共同體式的團結和力量並非一定是出路。電影中,教會、家庭、劏房民主及互助小組,似乎只是鞏固尋求支援者那原初的自私。在一聲聲「加油」及「阿門」之中,成員們可能更團結或可以重拾力量,但這卻沒有反省及面對人性中最初的軟弱,沒有反思在最初平凡女仔「小確幸」的理想是否需要修正,甚至讓步(如為了照顧余文樂的媽媽),又或互助小組沒有質疑逃避心態。

這恰恰涉及到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共同體難題:一方面是不願承擔他人生命的自我中心,它以自保、逃避及自戀為特徵,另一方面是表面上超越了個人的各式共同體單位,像是從「小確幸」式的家庭到教會,弔詭在於,它們很多時並沒有使成員們更能走出自我中心,或面對自身信念之外的他者,相反地,彷彿都在鞏固一種自我良好的感覺。

文:陳景輝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