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二十年:自我約束

一國兩制基本上建基於兩條支柱之上。第一是和中國的關係。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層面,香港均無法和中央抗衡。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已是建基於很脆弱的自我約束之上。作為一紙條約,《聯合聲明》並沒有任何強制甚或解決爭議的機制,從法律層面而言,它賦予英國法律和道德責任,關注香港在2047年之前的發展符合《聯合聲明》的協議,但亦僅此而已。落實一國兩制,最終還是取決於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

容許香港有不同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其實都涉及自我約束。上一代人看下一代人,總有不少地方看不順眼,當年我輩喜歡留長髮、穿喇叭褲,被不少長輩指摘為「飛仔」,甚至引發兩代之間的衝突。曾幾何時,當年不少反叛的「飛仔」,都成為今天的社會棟樑。中國人有種壞習慣,就是什麼都要管,卻不懂什麼時候不要管。個人如此,制度亦如此,幾千年的悠長歷史,就是沒有發展出一套制衡權力的制度。歷代君王皆集大權於一身,最終亦因為這種不受約制的權力引致腐化和覆亡。封建時代如此,共和國時代亦如是。上有皇帝夢,下有諸侯夢。權力不受約制,貪污腐敗和奉承文化自然應運而生。

回歸初期,中央政府確實曾作高度自我約束,當時有些港人不滿香港電台整天在製作諷刺政府的節目,要求北京將港台整治一下。北京當時的回應是港台獨立是香港的內部問題,應由香港自行處理,北京不應干預。幾年前饒戈平教授找我談香港問題,我問饒教授,回歸前香港人很擔心解放軍進駐香港,回歸十多年後,香港人普遍對解放軍有良好的印象,他可知是什麽原因?我告訴他,解放軍沒有介入香港事務,沒有強調它的存在,反而贏得香港人的尊重。香港人絕大部分是理性和尊重國家,但兩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要一國兩制成功,便要容忍不同的制度和處事方式,中央的介入,往往只會產生反效果。回歸二十年,中央領導人一再強調香港不是三權分立,中央地方不是分權,這些說話,不會改變香港人的看法,只是重演中央不懂約束權力的歷史悲歌!

文:陳文敏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