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 不能忘記初衷

回首廿年,可說是感慨無限。一國兩制是嶄新嘗試,遇到問題亦屬預期之內,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問題,就像回歸前的我們一樣。我個人的從政之路,亦和特區的發展息息相關。2000年之後,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的政府委任我為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及九廣鐵路公司管理局主席,令我開始接觸公共事務,也開始多了機會對傳媒和公眾說話。老實說,那時經驗尚淺,我亦不熟悉傳媒運作,因而鬧出不少笑話。現在回想,有很多事可以處理得更好。其實一國兩制又何嘗不是?中央和香港面對這種新的管治模式,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和期望,有矛盾需要解決是自然不過的事。

經過不同公職的鍛煉,我開始用更多時間於公共服務,後來加入當時我哥哥田北俊任主席的自由黨,積極考慮參與立法會直選。第一次參與選舉雖然落敗,但對我帶來很大啟發,亦加強了我循直選服務香港市民的決心。後來我在最低工資及「飯鐘錢」一事上與黨內成員持不同意見,更反映了我和自由黨的朋友路線上的分歧,他們認為應專注功能組別議席,我堅持地區直選才是主線,所以我選擇退黨。

後來我認識葉劉淑儀女士,知道她打算成立政黨參與地區直選,所以便和她一起創立新民黨。那時我帶着一個問題成立新政黨:香港有約一半人沒有登記成為選民,這些市民可能對政治感覺不大,所以沒有興趣投票;但登記了的市民當中,也有約一半沒有投票,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不但我要回答,回歸之後香港漸趨兩極化,不同意見之間敵我分明,整個社會都要思考這個問題。登記了而沒有投票的市民,在香港的政治光譜內是否找不到他們的代表?這個其實會否就是香港的出路?讓數字說話:2016年香港登記選民有377萬,但竟然有多達150多萬名選民沒有投票,差不多是40%。每區最後一席得票率是5%至13%不等,可見這四成選票足以左右大局。

創立新民黨之後,我帶着這些問題參與兩次立法會地區直選,很榮幸兩次都成功當選,票數亦有所增長。但仔細分析之後,我發現整體建制派的得票比例沒有增加,也就是說沒有成功開拓新的票源。對我來說,我仍然記着創黨時帶着的問題,仍然未有滿意的答案。我繼續思考登記而不投票的市民需要什麼。選舉後多名市民對我說:「我支持你個人,但因為你代表政黨所以沒有投票給你,我覺得政黨着重黨派利益而忽視市民需要。」原來對政黨的抗拒令到不少人對投票卻步。

跌跌碰碰 艱難前進

因此我再次退黨,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決定,畢竟不是一件高興的事,但我亦不能不對自己誠實,我不希望滿足於已經建立的成績而忘記參選的初衷:從政不是只為議席,我希望代表登記而不投票的市民,我深信兩極化對香港沒有好處。其實這亦是香港回歸20年的寫照,跌跌碰碰、艱難前進,但總不能忘記初衷:經濟發展不是追求一堆數字,而是市民生活的實質改善;政治發展不是派別間鬥大聲、鬥人多,而是不同意見互相理解、體諒、妥協。

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實政圓桌」,繼續去尋找答案。經歷兩次政黨生涯,我對自己的政治理念理解更深。我不希望只代表某一階層或某一意識形態,我希望代表道理。我不追求一時的掌聲,我希望為香港整體尋求最大利益。我出身商界,但不反對開徵銷售稅,亦支持最低工資、男士侍產假。我支持就基層居住的私樓實施租管,又會有很多中產朋友、投資者不中聽。我從事零售,積極推動「一簽多行封頂」,令我得罪不少行家。我反對標準工時,又可能會得罪勞工階層。這種道理為先的處事方式,可能比較難容於政黨,所以成立「實政圓桌」,希望不再陷於黨派之爭。這個組織的另一特點,是沒有主席、沒有領導層,所有重要決策都通過團隊商討,以最大共識為組織立場;如果沒有共識,就不需要勉強統一立場。

極藍權黃都不是前路答案

這條路不易走,正如一國兩制一樣,我們還要繼續摸索下去。極左極右、極「藍」極「黃」都不是香港前路的答案,當然也不是凡事中立、立場模糊。我相信的是每個問題都有各自的成因,要解決問題就不可以有既定立場,要靠不同理據互相說服,最後做到剛才所說的理解、體諒、妥協。這是我對回歸20年的總結。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觀點版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驀然回首」)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

文:田北辰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