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運動員訪港能化解矛盾?

香港人有一種相當奇怪的習慣,就是每每談論到「體育運動」這個題目的時候,經常會「忽然興奮」起來——政府如此,民間亦差不多一樣。每次體育運動有機會成為一個話題(無論是足球,又或者是奧運項目),各界都會表現得相當興奮,說說這、說說那。可是,興奮過後,一切回復「舊常態」,而再過一段(不太長的)時間之後,甚至會忘記了大家曾經興奮過,而開始追究有無善用公帑,要求交出應有的成績。

對於特區政府「忽然」熱心支持體育運動,並打算加大力度推動發展,我(作為熱愛運動之人)當然不希望又是另一次3分鐘熱度、虎頭蛇尾、半湯不水;不過,觀其往績,又實在難以樂觀。

把問題看得太簡單

這種「忽然興奮」除表現於對體育運動作出信口開河式的承諾之外,同時又會令某些人一廂情願的正面評價一切相關或不太相關的事情。舉例:國家奧運選手來港作親善訪問,並未有發生一些人預期中的喝倒采、衝擊等令人尷尬的場面,於是坊間的意見與分析「忽然」變得正面、樂觀,部分媒體甚至談到這次訪問順利進行,有助緩和中港矛盾和衝突云云。於是,社會上又流傳一種說法,覺得只要內地與香港能相互欣賞,便能培養感情,而兩地之間的關係便能修補(甚至逐漸改善)。

以上的想法作為一種主觀願望,這可以理解。但我們必須明白,單憑國家奧運選手來港訪問的經驗而總結出緩和、化解矛盾之可能,實在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無助於了解各種表面現象底下,存在怎樣的問題。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明白,到場觀賞國家奧運代表表演的,跟近年對內地人極不友善的,是兩批差不多完全沒有重疊的群體。前者的熱情投入根本上並非後者一改其不友善態度而帶來的轉變。我們其實一直都知道,香港社會上存在這兩種(或甚至是更多種類的)群體,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任何一方也無法說服對方改變看法。以前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一個狀况的回應相當簡單——只要某一種態度獲得大多數市民所採納,那便成為社會的主流,能將少數邊緣化或抑壓住,於是所謂少數的想法就難以在社會廣泛層面上產生作用。我想指出的是,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裏,以上假設和理解早已站不住腳。

目前香港社會跟以前不同之處,不在於反共的人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坦白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逃避共產主義而遷徙來英殖香港的人,大有人在;而曾經於1949年後在大陸吃過苦頭的人,亦為數不少。當年所謂反共,很多都是建立在個人或家庭的生活經驗之上。當然,還有忠於或親國民黨的一群。只要嘗試將這幾類人士加起來,就肯定知道那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從某個角度來看,今天的反共情緒,可能還沒有以前的濃厚。不過,現時坊間裏所見到的反共人士,他們不單止抗拒中共,而且還對自己是否「中國人」,亦有很強烈的看法。這是回歸以後的一種新的狀態。以前在香港,對很多人來說,國家與政權是兩個可以分開的概念,個人可以不喜歡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及中華民國,但卻可以熱愛中國。你可以說那是冷戰時代的特有政治環境,甚至認為那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可是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則那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立場——有些人覺得可以談國家而不談政治、不參與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也有人認為他們心中的國家、歷史、文化,可以跟政治保持距離。九七回歸之後,北京當然不會鼓勵香港人繼續將國家與政權視為可以分開的概念,而特區政府亦一樣不會這樣做。在這樣的情况下,「國家」的概念只有單一的層次,而這卻跟香港文化格格不入。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他們不會接受因為要愛國,或基於任何抽象概念,而對內地各種腐敗的現象只作有限度的批評,又或者對官方的論述照單全收。香港人的一項特點,就是在這些問題上不會「適可而止」。如何在香港發展出一套可以對黨、國毫無拘束地作出批評,而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很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怎樣建立具香港特色的民族情懷?

今天,另一個新現象是儘管反共人士在數量上尚未能夠成為大多數的一方,他們的言論、行動卻往往可以吸引大批同情者的注意、不拒絕或甚至覺得也是一種意見。持最激烈和最激動的言論的人士,我相信到目前為止仍是少數,但周邊很多人卻不會認為他們的意見、行動應受到限制,同時亦沒有打算要抗衡一下。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而北京和特區政府最需要了解的,不是時下那些內容並不充實的激動言論,而是為何社會大眾變得如此「無所謂」。一種解釋是儘管他們並不認同激動派(或激烈派)的言論和行動,但卻覺得通過那些人的嘴巴和身體,可以表達出心中某些不滿。也有一種解釋是認為現時特區政府權威低落,任何對政治建制作出挑戰,都能引起一些迴響。「忽然興奮」一下的運動熱,能否幫助北京和特區政府將那些在中間的群眾搶過來,實在是未知之數。而就算能夠拉近一下,結果仍然要回到前面所提到的問題——怎樣在香港建立一套具備香港特色(即不會「適可而止」、自我約束)的民族情懷呢?

將聲調提高 必定疏離於社會大眾

我們或者需要坦白承認,「一國兩制」這個概念的特點,在於兩地/兩制存在區隔,在1997年前後都沒有認真想過如何將它改變為一個發展性的概念,有助思考國家與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係。以前各種官方或非官方論述,強調的是利害關係,由安定繁榮到「中國好、香港好」,其實講的都是工具性的、利益上的關係。至於其他方面,相當空白。現在,無論是官方或者非官方論述,既沒有什麼說服力,同時也脫離群眾。現在索性將聲調提高,開始以惡相示人,結果一定是進一步疏離於社會大眾。

這應該是群眾工作的入門知識,奈何有關方面卻完全無意走入群眾、認識群眾。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