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至高無上:泰國王權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在位70年的泰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拉瑪九世)上周駕崩,泰國政府宣布舉國進入哀悼期,為期一年。拉瑪九世生前享有極高民望,素來獲得「國父」稱號,其「半神」身分亦賦予最高無上的權威,是泰國政治的定海神針。

泰國在1932年因軍方發動無血政變,讓國家正式從君主專制制度(absolutist monarchy)轉型成君主立憲制度(constitutional monarchy),權力從國王手上轉移到政府內閣和國會享有。縱觀國際其他君主立憲案例,這種現象並不罕見;然而,如果泰王實權被削弱,普密蓬怎麼過去能夠在關鍵時刻介入內政,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

法律手腕使王室變禁忌

泰王的王權大致由兩部分相輔相成建構出來︰一是借助法律的限制效果,另外是借助論述、文化和想像達成的構成效果。

雖然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憲法對泰王權力的制約不如外界想像中刻板。一方面,憲法指明國家主權由人民享有,國王需要透過國會、部長會議(即內閣),和司法機關彰顯權力;另一方面,憲法強調泰王地位必須被尊重且不能侵犯,任何人都不得指摘國王,亦不能推翻以他作為國家元首所代表的「民主」政府。縱使泰國1932年至今一共出現了20部憲法,但關於泰王的憲制地位幾乎一成不變。

由於憲法賦予泰王神聖不容侵犯的地位,凡挑戰泰王權威的行為,都很容易墮進泰國刑事法典第112條的法網,即「侮辱王室」罪。然而,憲法和刑事法並沒有清楚列明何謂「侮辱」王室,而且相關指控通常都不被公開,演繹空間十分廣泛,最高刑罰甚至高達判監15年。今年5月,一名社運人士的母親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對批評王室的信息中留下「I see」後,就被警方以「侮辱王室」罪名拘捕,案件目前仍在審訊階段。

「侮辱王室」罪具有十分強大的法律阻嚇力,讓一般百姓不敢輕易談及王室問題,以免面臨國家機器施予巨大刑責。政府動用法律手腕,突顯出王室與平民百姓之間有着不可踰越的鴻溝,使「王室」變成一個莊嚴的禁忌。

王室不止實體存在 更是符號象徵

「權威」不等於一般威嚇,王權除了透過法律刑罰展現出來,還有其他「正面」因素建立出王室的超然地位。其中一個例子,便是當地街頭佈滿泰王普密蓬或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的畫像及照片,相信各位曾經到訪泰國(或本地泰國餐廳)的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推動這個尊王現象的最大助力,分別來自普密蓬、軍方和社會民間。對雙方而言,王室和國王都不止是一個實體存在,更是一堆符號和象徵。

尊王意識形態如果缺少了「國王」這個元素,根本沒辦法正常運作。普密蓬廣受百姓尊重,其個人因素功不可沒。他自接掌王位以後,緊緊依隨傳統印度教和佛教慣例習俗行事,以確保其神聖的一面。同一時間,泰王在重大危機之時往往直接介入衝突,盡顯其關愛人民的一面。普密蓬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迹,分別是他在1973年和1992年阻止軍方使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讓他「明君」的印象得以鞏固,亦奠定了普密蓬超然一切的道德價值觀,尤其是凌駕在一般政客之上。

泰國立憲以後,長時間受到軍方控制,但他們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派系的軍方歷來因為權力衝突或意識形態分歧發動政變,推翻當權派。政變固然是違憲,因此軍方領袖便尋求地位不容被質疑的國王介入。只要端出「清君側、靖國難」的旗號,政變便能獲得合法性。現任首相巴育(Prayut Chan-o-cha)在2014年發動政變令英祿看守政府倒台,事後仍是尋求泰王普密蓬「加持」擔任首相一職,可見這種做法直到今日仍然管用。

為了加強外界對王室的認受性,1960年代的軍事強人沙立(Sarit Thanarat)把普密蓬的生日改為國慶日,讓「國王」和「國家」的概念逐步一體化。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訪問學人Thongchai Winichakul指出,泰國的「超級尊王主義」(hyper-royalism)甚至把王室成員的能力刻意誇大,無論是體育、時裝設計、演藝、科研等事業都被說成超越常人,從而建構出一種近乎「神化」的超人力量(註1)。

社會愈動盪 平民愈需精神寄託

當然,民間社會與軍方對尊王思想的理解並非徹底一致。荷蘭研究機構Meertens Instituut高級研究員Irene Stengs在泰國觀察發現,當地社會強調「我愛泰王」的風氣一直存在,但自1980年代開始變到愈來愈明顯(註2),民間甚至突然重新興起對朱拉隆功的崇拜熱潮(註3)。Stengs和另一學者Peter Jackson認為,尊王現象某程度上遮蔽民間對社會失序及政治黯淡前景的恐懼,平民百姓於是尋求超自然力量「救贖心靈」(註4)。八九十年代開始,泰國政經秩序出現變化,經濟開放與政治貪腐問題同步發生,民間普遍不齒政客玩弄權術,因而催生出追求「正確價值觀」的動力。縱觀其他因素,泰王的神聖地位最能滿足這點。社會愈是動盪不穩,平民便愈需要泰王作為精神寄託。

非正式尊王聯盟仍活躍

不過,當民間社會和軍方發現自己的利益和穩定受到挑戰時,兩者還是會互相配合,祭出「尊王」旗幟裏應外合。2006年反首相他信的「黃衫軍」勢力主要支持者是傳統精英、退役軍人、保守派及中產階層。在他信主導的親農民、民粹主導的政策下,「黃衫軍」群組的政治及經濟命脈面臨的威脅最大。

站在軍方及王室立場,他信藉着民選首相的身分及號召力,屢次意圖削弱以泰王普密蓬為核心的「網絡君權」(network monarchy)制度,挑戰國王及樞密院權力主軸的認受性,危機一樣嚴重。在這個背景下,「尊王」既是民間對抗改變的圖騰,又是軍方尋求超越憲法以外的「法律」基礎。直到2014年巴育拘捕紅、黃衫軍領袖「恢復社會秩序」之前,這個非正式「尊王」聯盟關係仍然活躍。

尊王價值透過上述各個單位有意無意地建構及重構而成,然後通過日趨多元的大眾媒體廣泛流傳,不斷強化歷任泰王的豐功偉績(如拉瑪五世為泰國現代化,免於遭受被殖民的命運)、「泰王辛勤愛民」、「道德民主需王室扶持」等論述及想像,潛移默化,最終讓精英百姓都接受「王室凌駕一切」的想法。

尊王論述或遭打破

總括而言,泰國王權凌駕一般法律和政治,很大程度源於政治體制無法過渡到健全民主制度,所以認受性必須依賴國王地位來彌補此一不足。普密蓬身故,王位將由王儲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繼承。雖然目前王儲宣布延遲繼位,由樞密院院長(或主席)、軍方元老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暫以攝政身分處理政務,但哇集拉隆功最終還是會成為拉瑪十世。哇集拉隆功過去的生活一直遭人詬病,先後3次離婚,不理朝政大事,曝光率遠不及二公主詩琳通(Maha Chakri Sirindhorn),令人擔心他難以重燃泰國民眾的尊王意識,甚至質疑整套尊王論述;軍方的「尊王」口號也無法重奪過去的道德光環,可能被迫減少依賴「尊王」論述。此一缺口打開,「國王凌駕政治」的迷思便遭打破,政府要麼單靠法制手段束縛民心,要麼重構新的法理基礎,接受新秩序的降臨。

註1:Thongchai Winichakul, “Thailand’s Hyper-royalism: Its past success and present predicament”,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 7(2016)

註2:有學者認為1975年南北越統一開始,對偏向反共的泰國城市地區已經造成一定威脅,泰王的精神角色亦開始變得重要

註3:Irene Stengs, 2012, “Sacred Singularities: Crafting Royal Images in Present-day Thai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Craft, Vol. 5, Issue 1, pp. 51-68

註4:Peter A. Jackson, 1999, “Royal Spirits, Chinese Gods, and Magic Monks: Thailand’s Boom-time Religions of Prosperity”,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7, Issue 3, pp. 245-320

文:馮嘉誠(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