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人員何來政治中立?

實施已經6年的「一簽多行」政策改為「一周一行」是否有助解決水貨問題?內地人與香港人的矛盾會得到紓緩還是惡化?零售業會受到多大打擊?依我看來,由「多行」到「一行」的政策改變產生最重大的「非預期性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與以上的問題統統無關。香港反水貨客示威者在屯門公然欺凌內地旅客只是5個多星期前發生的事情,如今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決定收緊「自由行」政策。這樣做,等於把勝利白白地送給那些選擇以激進手段進行反政府和反北京抗爭的人士。這樣會否進一步「激化」(radicalize)香港的對抗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導致社會運動和街頭抗爭的暴力成分逐步升溫,值得關注。

 把勝利送給激進抗爭者

北京與港府當然不想反水貨客示威者成為今次政策改變的贏家,但他們在新政策公布之後發表的談話卻不經意地突顯了反水貨客示威者扮演的重要角色。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說,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是「根據港府請求」。這當然是打官腔;但跟着的一句「中央政府堅決反對極少數香港人傷害兩地民眾感情的行為」卻露出馬腳,讓人看到新政策與反水貨行動的關係。

特首梁振英更是「小罵大幫忙」。他表示早於去年6月已向中央提出以「一周一行」取代「一簽多行」,但反水貨客活動等事件令問題變得更複雜。那即是說,港府花了超過9個月時間都無法說服北京改變政策;但「極少數人」在電視台攝影機的鏡頭下張牙舞爪一番,就彷彿敲響了警鐘,甚至「叫醒」了中央。莫非這就是「行動比語言更為響亮」(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參與政治能夠發揮的功效和影響力(political efficacy)往往成正比。屯門的反水貨行動其實只是一場電視轉播的街頭劇和「政治秀」,卻可能在說服中央改變政策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單單是這個可能性,就足以令野貓式的街頭暴力抗爭成為最合乎成本效益、最本小利大的抗爭手段。

就可動用的資源而言,得到北京全力支持的港府與反政府人士的勢力強弱懸殊。用戰爭的術語來說,他們的衝突是一場「不對等的抗爭」(asymmetric warfare)。這類不對等抗爭的弱勢者想以弱制強就要出奇制勝,用游擊、叛亂和恐怖主義等非常規手段 (unconventional warfare) 令敵人疲於奔命。示威者在屯門的反水貨行動中聚眾欺凌老弱婦孺,令人髮指,事後輿論和各界亦一致譴責。問題是在政治的範疇,達到什麼目的遠較用什麼手段重要;更何况大多數人眼中的懦夫行為可以是「極少數人」眼中挺身而出的見義勇為。反水貨客在屯門「一戰功成」,這類非常規抗爭手段的使用會更加普遍、更加令人側目,可以預期。

長期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常前往內地講學的著名哲學家約翰‧塞爾(John Searle)在《社會如何建構現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書中指出,我們心目中的現實世界,其實是由社會建構出來的。所謂現實,不一定是客觀存在的;只要我們同意它存在,它就是現實。屯門的反水貨客行動觸動北京的神經,因為在媒體特別是電視新聞的「放大效應」(magnifier effect)渲染下,它終於充分意識到「香港人針對內地水貨客」這「現實」。

 果斷執法或可免沉重代價

示威者在屯門恫嚇和欺凌內地旅客和水貨客的視像,今天再看仍然有它令人震驚的「shock value」:它不但戲劇性地展現出香港人與內地人的矛盾,更讓我們看見一個暴民為所欲為、近乎無政府狀態的香港。坦白說,若然警方當天能夠果斷執法,今日的港府和明天的香港也許可以避過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這大概是「警方必須政治中立」的觀念累事。

政府必須有對市民使用暴力的合法權利,否則不要說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就連自保的能力也沒有。在這個意義上,執法人員就是政府對社會成員使用合法暴力的「工具」。是故,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執法人員別無選擇,必定是親政府、親建制和支持維持現狀的大保守派;又何來政治中立?

林沛理

專欄作家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