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熙:晚生數十年,只是因我幸運:在紀念日思考戰爭

編按:每年的11月11日從一個普通的日子逐漸變為中國人的購物狂歡節。英國也過「雙11」,只不過這一天他們是用來紀念。今年「雙11」後在國人期待快遞時,英國人又迎來另一個紀念日。今日本版作者身在英國,談談關於紀念日的所思所想所感。

踏入11時,遠處大笨鐘傳來第一響鐘聲,全國上下隨之靜默。在白廳道(Whitehall)的戰爭紀念碑旁,寒風中,巿民、御林軍、海軍陸戰隊、皇家空軍等軍團,皇室成員、政府要員都停下所有動作默哀,逾千人在場,卻連風吹過樹葉的聲音都清晰可聞。

是日為紀念兩次世界大戰陣亡者的「國殤星期天」,是每年最接近國殤紀念日的星期天,來自1918年11月11日早上11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這天全英國都有紀念儀式,最大型的就在唐寧街旁的白廳道,每年都有逾千巿民參加,進場前要過警察安檢。

紀念碑夾道是英國政府中樞,都是逾百年雕樑畫棟的老房子。背後是外務部大樓,英女王就站在露台上看着儀式。鐘聲悠悠,抬頭,屋頂上的國旗在晴空下飄揚。在烽火連天的1917年,看到的天空是否一樣?

軍樂團現場奏起《最後一崗》(The Last Post),穿著軍裝的查理斯王子、首相文翠珊及各政府要員依次上前獻上虞美人花圈,其後由倫敦主教頌禱文。

在紀念碑對開的欄河外站着,沿街望去,欄河上擱着不少「自拍神棍」、相機,還有拐杖。民眾中,除了我這般的遊客,也有不少退伍軍人或家屬。雖有陽光,初冬的倫敦,戶外也只有攝氏六七度。拿着電話拍照的手凍得發抖,連iPhone也冷得一度罷工。8點多來佔位,到看完儀式要站兩三小時,不少老人家就這樣在寒風中站着,旁邊老伯在空檔中還拿出乾果來補充體力。

禱文過後,軍樂手吹出《起牀號》(The Rouse),以全場高唱《天佑女王》作結。儀式結束,便是曾參與二戰、韓戰、阿富汗戰爭等的不同軍團及家屬出場,接受巿民鼓掌,氣氛倒有點像嘉年華。不同軍團都穿上自己的制服,有包着頭巾的、有穿著蘇格蘭裙的,不少都是老人家,卻仍步履利落,腰背挺直,步操着出場。經過紀念碑,領頭人大喝一聲,全部人就向紀念碑敬禮,有駕着老人電動車的,氣勢倒像是開着哈利電單車。有兵團只剩一人,大家熱烈鼓掌。

跟穿著綠色軍服的愛爾蘭老伯聊天。老伯在二戰後才入伍,胸前別着一排勳章,大鬍子結成小辮,眼睛黑亮。「二戰時有許多盟軍在香港犧牲。」他拿出煙草捲起來,「看到剛才戴帽子的兵團沒?他們就是啹喀兵,我姐的朋友就嫁了個啹喀」。

大概對倫敦人來說,戰爭不是書上的文字,是身邊的歷史。經過滑鐵盧車站,門口有石碑刻了一列名單:「銘記我們在戰爭中付出生命的同事。」碑下放着花圈。上學第一天,在倫敦大學學院主樓Wilkins Building上,就看到石牆正中刻了字,紀念在一戰中犧牲的學生。

想起曾採訪過的香港保衛戰歷史。二戰時,香港也有許多大學生為保衛家園犧牲。1941年12月19日,英國、香港、加拿大士兵在港島黃泥涌峽以一敵十,其中香港義勇防衛軍第三連是歐亞混血兒,不少是港大學生,由加拿大來的援軍亦是20來歲的年輕人。眾人拚死阻止日軍攻入金鐘,陣亡者數百,不少遭日軍虐殺,棄屍荒野,到1960年代還有人在郊野公園發現遺骨。那天跟着歷史學者走在黃泥涌峽徑,加軍兩營總司令羅遜(John Lawson)准將陣亡的戰壕堆滿垃圾,有戰事遺址甚至連標記也沒有。

「香港是殖民地嘛,然後又回歸了中國,兩個政府都不會喜歡跟你說歷史吧。」在地鐵站搭訕認識了Peter(在這個連搭個電梯也要聊兩句的地方,搭訕也許是生活技能之一。),他今年75歲,胸前別着的一排勳章,來自當皇家空軍的父親。Peter在珍珠港偷襲的三星期後出生,當時父親正在服役,母親一個人帶着他,幸好父親無恙歸來。「我能平安長大,很感恩。」他邀我去Union Jack Club喝一杯,眨眨眼笑道:「放心,有果汁供應。」

Union Jack是英國國旗的暱稱,Union Jack Club是會員制的俱樂部,只供英軍及家屬入會。1907年時由英王愛德華七世揭幕,福爾摩斯作者柯南道爾也曾捐獻支持。一年一度的國殤紀念日,也是退役軍人跟家屬的聚會,這天俱樂部熱鬧得緊,不少女士都穿著印有虞美人花的裙子或圍巾。

俱樂部掛滿各國軍團的徽章,還有兩面牆滿是照片,「這面牆的家伙都是軍人,全拿過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那是要展示出過人勇氣才得到的最高榮耀」。旁邊還有長長的名單,得主或其家屬都曾在白金漢宮由女王親手授勳,這是全國最高級的軍事勳章。另一面牆掛的是喬治十字勳章(George Cross)得主的照片。看照片,像穿越百年時空,隨着年份推移,照片由黑白變成彩色,最新一張是在阿富汗戰爭服役的得主。

Peter指着其中一幅照片,「這是Geoffrey Leonard Cheshire,二戰時是皇家空軍的隊長,曾駕着飛機冒着炮火低飛在敵機旁,助同袍瞄準敵機。他在長崎見證過盟軍放下原子彈,回來就成立了專門幫助退役軍人跟遺孀的慈善組織VIP」。翻查資料,VIP來自拉丁文Vade in Pacem,即Go In Peace。戰後除了VIP,Cheshire也成立照顧殘疾人士的慈氏護養院基金(Leonard Cheshire Disability),在香港舂磡角就有一間慈氏護養院 。

牆上的照片如此年輕,想起當年在香港陣亡的,同樣有不少年輕人。看舊照片,都是20出頭,笑得如此頑皮 。若不是戰爭,也許就在幾個山頭外的港大宿舍「dem cheers」,或挽着女友的手在榕樹頭吃路邊攤吧?有時不禁會想,有幸晚生數十年,只是幸運。在2017年的香港,我們如何記住這段歷史?

這幾天走在街上,都見到人們在胸前別着虞美人花。紀念逝者,不僅是思念故人,更是提醒自己,和平來之不易。一如紀念儀式冊子上的禱文:「我們銘記在戰役中付出的偉大犧牲者,並願不愧對其為我們所作的犧牲 。」(We remember those who made the great sacrifice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We pray that we may be worthy of the sacrifice made on our behalf.)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11月20日),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