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有安樂死,就可以解決……

「教育工作關注組」的幾位通識老師,每年都在考試季節,於世紀版提出認為值得思考的問題,並自問自答,上年的內容包括特首權力、青少年參與佔中和公民教育。所謂答案只是梳理思路,慎思明辨才是分數以外大家追求的核心價值。如通識老師和考生,在埋首試題時,不忘初衷,發揮通識的公共討論之用,於願足矣。

自問:人口老化和我有什麼關係?為何我要付出額外的金錢去養別人的父母、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人?自己父母自己養,又或者自己人生自己負責不行嗎?

自答:談人口老化,大概應該由一個我經歷的一個小故事作開始。曾經在考試當中要求學生代入香港政府的角色,就現時愈趨嚴重的人口老化提出解決方法。學生提出的建議當然五花八門,但其中幾個學生的答案卻令我異常驚訝。他們不約而同提出以安樂死的方法解決人口老化,亦即是如果長者達到某個歲數(例如75歲),就會交由醫生集體向這些長者注射令心臟停頓。

請記住,這是考試當中,學生親手寫的答案,對他們來說,並不是平時胡亂拋出一個想法。後來上課時我把這個答案說出來和學生討論,才發現他們這樣回應某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直接的反應。他們並不是本性邪惡才寫出這樣的答案,而是他們有種感覺:「年老」這個概念,又或者長者這個群體,和他們的距離很遠很遠,簡直想像不到自己和他們的關係。這種距離感帶來一個後果,就是不再把長者當成是「我們」這個群體的一分子。所以,當他們設想如果解決人口老化問題時,可以簡單地把長者當成物件一樣處置掉:「如果長者佔人口的比例太高,就用最直接的方法把他們清除吧!」

作為一個八十後老師,我也計算過自己起碼還有幾十年才來到年老這個階段。所以,討論晚年生活對我而言同樣不是很貼身。但學生的討論彷彿提醒我,在討論人口老化或全民退保時,我們會不會也容易跌入類似的陷阱?我開始問學生也問自己:晚年生活真的是純粹個人的問題嗎?社會保障是否表示當我們分擔別人的生活時,我們會有所損失?

而在這些反省當中,伴隨着我們的是一個個有關自力更生的香港勵志故事。故事的人物細節可能不同,但重點總是在強調主角如何在歷經挫折下仍然奮鬥,靠自己的一雙手闖出一片天。例如某婆婆即使生活困難,仍然不肯領取綜援,每天堅持由早到晚到街上執紙皮應付日常生活開支。社會一直訴說、讚頌着故事背後自力更生的價值時,我關心的是這些故事會不會把我們和真實的長者隔開。奮鬥一生到底代表什麼?我們反而要問為何她在晚年仍然要過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那真的是她的選擇嗎?當我們習慣傳講這種個人勵志故事,我們就會更容易忽略了一個社群、集體的互相承擔對長者的重要性。

翻開日本社會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寫的《一個人的老後》時,書中呈現的正是同樣的論調——我們需要好好為自己的晚年生活作好準備。日本社會面對比香港更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上野千鶴子提醒讀者,如果想過豐盛的晚年生活,無論是社交、房屋、財富上的都需要預先作好準備。她強調只要作好準備,即使沒有子女的照顧或伴侶的陪伴,一個人的晚年生活同樣可以過得滿足。作者的提醒和經驗分享固然重要,但是這些個人化的準備卻集中在自己身上,忽略了一個導向——社會的導向。

社會的導向提醒我們養老不僅需要個人的準備,更需要是全民的準備。故此,今天討論全民退休保障的時候,供款形式和其他細節可以另外討論,但計劃所蘊含的原則卻十分重要。安老是眾人之事,沒有人是一個孤島。我們每個人都會老去,所以討論保障長者晚年生活的基本需要時,其實也是為自己展開一個對未來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之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句話正是由自己出發,然後再向外擴展開去。就像我的學生一樣,如果我們可以開始想像慢慢老去的生活,再思考自己和不同世代的關係,我們就更願意承擔起彼此的需要。

(標題為《明報》編輯所擬,原題:一個人的老後或彼此承擔的晚年生活)

文:潘詠詩

編輯:袁兆昌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