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童自殺與青年政策

為應對學童自殺問題,公民社會早已決心自力救濟,來自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及持份者成立「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聚合一起想方設法,希望從政策層面或實際操作角度出發,向坐擁大量資源的香港政府提出建言。

其間,聯席曾約見官方設立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及相關官員,亦曾在不同中小學舉辦「休整日」和發表文章。本天真地以為經常把人民福祉掛在嘴邊的特區政府會汲取慘痛經驗,考慮從根本反思現有政策之缺失;豈料報告書過後,政府高層仍未脫數字管理的惡習,只視人命為不同的個別事件,不但未有成立高規格的小組統籌規劃有關事宜,更把責任推到「醫、社、教跨部門專業平台」的前線人員,白白錯失撥亂反正的契機。

更甚的是,不恤民命的吳克儉局長,不顧教育問題環環相扣的本質,堅持將弄得天怒人怨的TSA(全港性系統評估)改稱為BCA以圖借屍還魂。事實上,稍有社會經驗有正常智慧的普通人都知道,引發親子衝突的家庭問題,除了家長管教方式及孩子本身性格等家庭內部因素外,過分重視學業成績的教育制度及其衍生的文化氛圍及其派生的朋輩壓力,亦可能是問題癥結之一。單從TSA改成BCA一事可見,所謂問責官員根本無視人命、不負責任。

政府長期忽視青年實際需要

平心而論,學童自殺問題原因繁多,將所有責任歸咎於任何一個官員或政策局絕不合理。可惜的是,香港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從未就青年發展提供整全而具針對性的部署,一味以為將公帑投放到教育系統便可解決問題,長期忽視青年人的實際需要。所謂人各有志,人人都有不同能力與專長,惟香港向以智育為上,政府提倡的什麼多元智能多元出路亦不過是口號一句虛招一晃。

誰都知道香港社會結構畸形,如欠缺政府實質支持,青少年人的夢想根本難以實行。套用一些筆者曾目睹的真實案例:一個極具天分的田徑運動員,每天放學後要操練至晚上11時,回家後仍要處理學校功課,試問他如何能保持體力應付翌日的密集課堂?一個曾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舞蹈大賽的女孩,為了應付高中排山倒海的學習壓力,唯有減少訓練,希望可以在大學重拾舊夢,誰料大學生活並不如想像般自由,女孩最終亦礙於實際環境放棄理想。

最可怕的是,上述案例並不是偶爾才會發生。基本上,你只要隨便去問任何一個有一定教齡的老師,必定可以聽到大量類似故事。

或曰,這些事件所反映的,只是社會人士或個別父母扭曲的價值觀,或中國人社會根深柢固的測考文化,政府可以做的其實很有限。以上說法,正是筆者和負責高官接觸是最常聽見的託辭,亦是政府在青年政策的最大缺失。一直以來,香港政府被譏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究其原委其實是欠缺整全的方略和高瞻遠矚的想像。事實上,只要打開政府組織架構一看,便會發現問題所在:誰統籌青年政策?為何青年事務委員會隸屬民政事務局而非教育局?非在學青年的需求又屬於哪一個政策局的範疇?

香港社會的確病入膏肓

青年的聲音誰去聆聽?聆聽了又由誰去跟進?為何一群中老年人可以決定社會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方向?50年前,電腦和互聯網普及了嗎?網購存在了嗎?為何我們可以肯定電子競技不可成為未來職業?當日本、韓國一直大力資助文化產業推銷軟實力,「男團」、「女團」成為東亞乃至是全球的文化偶像,香港政府卻要無理阻礙商營電視台開業,令本地的影視產業發展雪上加霜。凡此種種盡皆說明,要處理香港青年問題,第一步其實是改變現有思維,嘗試以青年人的角度重新認識我們的社會。

學童自殺問題,只是病徵而非病灶,但不爭的事實是,香港社會的確病入膏肓,偏偏我們的政府——自稱高效高能的政府——選擇的是麻醉藥及安慰劑,而不是從根本對症下藥。假如我們再不起來行動,迫使政府發揮最基本的功能,我們親手葬送的,就是我們的社會及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文:周子恩

作者是防止學生自殺民間聯席成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