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特洛伊高鐵」的常規與例外

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姍姍來遲,於今大白於世。8年前600多億的撥款爭議、效益爭論、選址爭論、菜園村拆遷問題……掀起廣泛動員,劃時代地為香港社運寫下新的篇章。然而,所有爭論都不及一地兩檢問題重要,因為事涉的不是公帑如何運用,也不是受影響者如何爭取合理權益,而是一國兩制的基礎是否牢固的問題。

不少人都指出中國各地大建高鐵,不單有其經濟意義,還可以動用它來調配全國軍力,具有重大軍事意義。因此也有人曾經擔心,高鐵直奔香港市區,會不會更容易讓中共調動軍隊南下,更容易出兵平定香港可能出現、比「佔中」更嚴重的政治動盪。

這種想法無疑超有想像力,把高鐵類比成一匹「特洛伊木馬」。香港人以為「執到寶」,可以坐高鐵飛奔全中國各地,方便快捷,但其實卻是暗藏殺機。如果此說有道理,大抵我們可以改稱高鐵為「特洛伊高鐵」。不過,原來高鐵的殺機不在其運兵能力。一地兩檢方案如今公告天下,才令人明白「特洛伊高鐵」之謎,其實在於法律。

明明白白,《基本法》第18條寫着「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可是,如今像變魔術一樣,把建於香港境內的高鐵總站某些地區,劃出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外,以便中國邊防人員執行中國法律。這就是政府研究了8年所得出的「不違反基本法」的一地兩檢方案。

以基本法第20條廢掉第18條

變出這套魔術的根據,原來在於基本法第20條,它寫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這條所列的「其他權力」,筆者淺陋,從來不知所指為何。這次處女引用,原來特區官員可以把「其他權力」解讀為包括把香港一部分土地,劃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轄範圍之外。如此這般,第18條所寫的「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實施」的條文,便被輕輕繞過,如同廢紙。

當年基本法起草及公布,信誓旦旦可以永保兩制分隔,大陸河水不犯香港井水,全國性法律斷然不在香港實施,都是因為有第18條的白紙黑字。但想不到的是,原來第20條可以被演繹為第18條的「但書」,繞過甚至廢除「常規」的「例外」。這足以證明,原來這部基本法,是暗藏着一條「特洛伊條款」。這才是殺機所在。

基本法的「特洛伊條款」,其實就是一條關於「例外狀態」的條款。一般人往往把「例外狀態」理解為「緊急狀態」,暗示有重大而緊急的事情發生,迫使政府非要運用非常的權力去應付不可,也即所謂「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例如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就臨時頒布了一系列的「緊急法令」去平定局勢。在「緊急法令」底下,人權和其他法律保障當然是被懸置或是不理。台灣在蔣介石國民黨統治的大部分時間,都被宣布為處於「動員勘亂」的「戒嚴狀態」,也就是一種將「民國憲法」所賦予人民權利懸置的「緊急狀態」。

第20條成「例外」依據 惡於23條

可是,所謂「緊急狀態」其實不一定「緊急」,例如美國為了「反恐」就曾把海外的嫌疑恐怖分子關押在古巴的關塔那摩基地,不依美國法律程序而進行非人道審訊。這說明了,在法律內規定法外權力,其實是一種不一定是時間緊急的「例外狀態」。這也是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Agamben)所指,今天的權力擁有者,不斷地以「例外狀態」來作為依據,甚至製造和虛構出「例外狀態」。這令得「例外狀態」不再例外,反而往往變成了另一種常規,另一種法律,一種既是由法律所規定,但亦在法律之外的法律。

香港特區基本法的第18條已列明在何種情况下人大可以對香港頒布「緊急狀態」;但第18條也規定,全國性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可是如今,基本法第20條所指「香港可享有(中央)授予的其他權力」,卻被解讀為懸置第18條「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實施」的權力,實質上就是正式揭示第20條其實是一條「例外狀態」的條款,成為「常規化的例外」的依據。其意含比起第23條關於國家安全的法律規定還要嚴重。

因為,第23條還是立法定規,使人「有法可依」,然而第20條卻是提供法律基礎,去為法律規定之外的權力鳴鑼開道。所以,就算將來立的第23條如何具有保障,但通過第20條的秘道,「例外」就可以懸置「常規」。其名義則是「(中央)授予香港的其他權力」。換而言之,那「權力」將不會是強迫、外加的,而一定是饋贈、恩賜的。就例如,劉霞、李波式的「旅遊」當然是「國家賞賜」而得。將來,大家不用擔心疑人會被押返大陸,因為他/她只是會被「賜贈高鐵票」一張。

主權者就是決斷例外狀態者

事實上,天朝主義的管治修辭從來就是「薄來厚往」、「懷柔遠人」,中國與香港之間在後(英)殖時期的「宗藩關係」又有哪個時候不是訴諸「照顧廣大香港同胞利益」的名義?有了第20條,中央要在香港行使權力,頒布法令,就會更師出有名,因為這全都只是「(中央)授予香港特區的其他權力」。而按照今日風靡京城法學重鎮以及香港中聯辦的那位傾情納粹的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理論,「例外狀態」是與主權的體現緊密相關的。他在《政治神學》一書的名言就是﹕「主權者就是決斷例外狀態的人」。

從這種天朝主義的思路,一國兩制的實質,無異於一種「常規化的例外」,亦即透過基本法來懸置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可是,基本法卻絕不可以像香港自由主義當道的法律界所期待,從例外真的變成了常規。因為香港作為一個「例外」,本身就是處於一種「例外狀態」,亦即一種主權者不斷要重新對之行使主權決斷的「例外」。

香港法律在香港實行反成「例外」

借用阿甘本所言,第18條所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排除性的納入」(exclusive inclusion)。在不實施全國性法律的情况下,香港被置於中國主權之下。而第20條的「特洛伊條款」,則是內置於基本法之內,讓主權者可以借以行使其「決斷」,決定「基本法」這「例外」究竟應是如何例外的憑藉。

這就是為什麼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雖然聲稱參照了外國一地兩檢先例,然而最終卻放棄限制、明列邊防權力,以作「局部執法」的「ICQ模式」,反而列出6點包括稅務、消防、保險等的「例外」範圍,依舊行使香港法律。因為,關鍵之處不在於他們確實需要什麼權力保護大陸邊防,而在於要使「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不再是「例外」,倒反是特區法律要以「例外」的方式實行。正把常規與例外翻轉,正是「特洛伊高鐵」這場大龍鳳的戲肉所在。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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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