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回憶一下他們是如何反共

今年六四,維園萬點燭光悼念28年前為民主運動而犧牲的人。友人在臉書上貼上一幅雕像的圖片,雕像中的街道磚石把一輛被壓毁的單車半埋着,旁邊有坦克車履帶輾過而留在地上的坑痕,中間是一道暗啞的「血迹」。這個雕像坐落於波蘭大學城弗次瓦夫Wroc?aw的市中心。原來當年波蘭的學生得悉北京屠殺事件發生後,立即把單車和燭光設在廣場,抗議了長達兩星期,並且建造了這個雕像,命名為《中國共產政權犧牲者》,於1989年6月16日揭幕。不過,仍為波共控制的市政府當年很快就把雕像拆走。直至10年之後,「後波共」時期的市政府才容許藝術家把雕像重建。

波蘭人為何記着「鄰國」的六四?

1989年的波蘭學生,為什麼對北京的六四鎮壓如此關心?是因為他們都是「血濃於水」的「中國人」嗎?是因為他們沒有更迫切要爭取的政治理想,所以有閒餘心力發揮「大愛精神」,去關心地球另一邊的「鄰國」之事嗎?……事實顯然不是。

相反地,1989年6月4日中國正在發生血腥鎮壓,香港的百萬人正在為此哀慟不已的同日,波蘭正在舉行團結工會與波共政權長期角力之後最重要的一次半自由選舉。在選舉中,波共政權全面潰敗,當其時,東德還未發生柏林圍牆事件。可以想像,當日波蘭學生很可能就是一邊為團結工會助選,一邊走上街頭為北京發生的屠殺抗議。或許,兩件事就是同一件事。

該次波蘭的歷史性半自由選舉,事前民調顯示,執政的波共政府將會獲勝。政治觀察家們當時預料,波共可以一方面維持政權的穩定,另一方面也會成功吸納部分反對派。可萬萬料不到,這場在6月3日北京深夜屠殺發生後數小時舉行的選舉,竟然出現波共要下台的結果。

筆者無從得知,1989年六四當日波蘭的選民究竟有多大程度受到北京六四屠殺的影響,然而,清楚的是,事情發生了10年之後,波蘭人並沒有因為自己國家已經變天、人民活在自由民主的新制度底下,而忘懷發生在北京的六四屠殺,也沒有遺忘10年前在他們自己城市出現過的抗議和悼念活動,反而是要重修這個曾被拆走的雕塑,拒絕遺忘。

儼然,他們要向世人莊嚴宣告,這個自由的城市就是如此走過來的。

這段波蘭人拒絕遺忘中國六四的事蹟,並沒有成為過去。你只要到波蘭弗次瓦夫市旅行,就可以找到這個雕像。不過,筆者相信,不單那幾個今年發表了「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的中大學生不知有這回事,就算是進入維園參加支聯會燭光悼念晚會的年輕人,也未必有幾多個知道。

事實上,遺忘和記憶是同時發生的,沒有人能夠徹底阻擋時光飛逝對記憶力的冲刷。問題只是,你為什麼而記憶,你的如斯記憶又把什麼遺忘掉。今日,認為他們並沒有遺忘六四,只是以為悼念可以告一段落的本土派學生,全部都以反共為念。他們認為,共產黨殘暴已是常識,並不需要記憶,北京學生被屠殺、運動被鎮壓,只是又一宗共黨殘暴下的(人道)慘劇。所以,悼念一場慘劇和悼念另一場慘劇並沒有不同,同樣都是政治無力,沒有反抗意義的消費。

「反共」令人安然旁觀反抗

可是,正好是這種自以為不用解釋、不用詳論、不用反思的「反共」意識,令他們都安然地站在極為安全的位置去旁觀歷史、旁觀反抗,而不是走進歷史去明白極權主義下的統治與反抗,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他們遺忘了的,正是血淋淋的歷史現實下諸國諸族的人們,以及那些人究竟是如何「反共」。

波蘭、捷克、匈牙利這些國家,都曾活在共產黨極權主義的鐵蹄底下,匈牙利和捷克甚至經歷過被蘇聯軍隊入侵,粉碎其反抗運動的日子。這些國家的人民所曾面對的絕望處境,比起六四屠殺之後的中國人,不遑多讓。他們比起今日感覺前路茫茫的香港青年,更有理由悲觀、失望,對昔日曾經發起過的抗議、起義感到徒勞無功。「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這些歷史的名辭,你未必知道,或者你會背誦出它們的次序。然而,這就是千萬個證明共產黨殘暴的「又一堆」例子而已,再沒有什麼意義?

筆者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於1989年在京港見證民運與屠殺,也目睹東歐蘇聯集團在八九之後紛紛土崩瓦解。捷克的「天鵝絨革命」令我對捷克異見分子哈維爾思想和參加反抗運動事蹟產生極大的好奇,並着手翻譯其〈無權勢者的力量〉及〈否定政治的政治〉的名篇。數年前旅遊布拉格,細意在街頭尋覓當年蘇軍射擊在歷史博物館牆上留下的彈痕,又在雲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大學生Jan Palach自焚的地方,眺望不遠處哈維爾曾在天鵝絨革命期間向10萬計群眾發表演說的露台。

歷史如浮雲而過,血污、淚水與激情,卻仍是千斤沉重。

1968年,捷克溫和改革派領袖杜布切克施行改革,引發「布拉格之春」,被蘇軍鎮壓。人們悲觀無力,犬儒冷漠,紛紛「轉軚」,淡忘過去,篡改記憶,「洗底」以期與政權重修舊好,「重新做人」,沉迷於消費主義,附和政權謊話連篇,語言偽術。哈維爾目睹一個「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來臨,於1977年孤身犯禁,發起「七七憲章」簽名運動,「和理非」地抵抗遺忘,也引來一些昔日同路人訕笑「鳩做」、搏出鏡。誰料16年後,他就當上捷克共和國總統。

哈維爾「和理非」亦曾惹訕笑

這些發生在八九前捷克的事,筆者並無任何親身回憶,但是我知道,捷克,並非僅是我的鄰國。一如波蘭弗次瓦夫的學生和市民,並沒有與他們向中共抗議的這段歷史切割。他們要永誌着,他們是與誰站在一起的。

面對極權主義,他們沒有把六四概念化為「一些殘暴引起的一些不幸」,也沒有安然地把它輕描淡寫為「人道災難」,把具體的反抗和支援,抽象化為受「恐懼」所支配,僅受「同情」、「大愛」所誘導。把六四的「反遺忘鬥爭史」如此化約的,只是空談「反共」的嘴砲黨,也根本不知什麼是極權主義或後極權主義。

天真膚淺無知健忘 終成極權共謀

美國文化評論人Susan Sontag在她那本名著《旁觀他人之痛苦》,從影像的角度分析過這種把各自不同的痛苦等同對待、不加區別的情感疲乏。但她還是要指出,這不應構成我們迴避去揭示痛苦的借口。她說:「點出一個地獄,當然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如何去拯救地獄中的眾生,或如何減緩地獄中的烈焰。然而,承認並擴大了解我們共有的寰宇之內,人禍招來的幾許苦難,仍是件好事。一個動不動就對人的庸闇腐敗大驚小怪、面對陰森猙獰的暴行證據就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

天真、膚淺、無知、健忘,並不是某個世代的人的特權或專利,更不應成為犬儒、虛無的借口,因為它們總是伴隨着道德判斷力的喪失,歸根到柢會變成(後)極權主義的共謀。

香港這個城市要選擇如何示人,到今天仍是堅定而清晰的。這是我仍愛這個城市的原因。

文﹕安徒

美術﹕Kenji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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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6月11日)

圖:波蘭,弗次瓦夫,天安門廣場死難者紀念碑(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