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劉曉波與再回不了去的八十年代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在囚之身病逝瀋陽,令舉世震驚。然而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環球反應相對冷漠,西方政客視而不見,見習近平而不談。不過,香港連日來仍有不少人參加燭光遊行、出席追思會、簽署悼念冊等活動,說明香港仍是五星旗下,中國良知異見的避風港。

中國官方連番表演的劉曉波死亡直播,不單未能解開人們對劉曉波離奇地「急病」去世的疑團,更加深了解中國專制統治下踐踏生命尊嚴和權利,是可以如何離奇荒誕。劉曉波之死,不單止令人再思六四的往事,更重溫了六四之後這許多年來,中國異見者和維權運動的多番波折。毫無疑問,劉曉波一定會成為將來的世代,了解中國異見者思想和反對政治必不能繞過的入手點。

對年輕一代來說,了解六四之後,作為一個政治異見者的劉曉波並不困難,可是了解六四之前,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劉曉波卻不那麼容易。因為那需要對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大環境有所認識。

文革後的「文化熱」

廣義來說,「八十年代」指的是七六年「文革」終結,四人幫被捕,中國在所謂「撥亂反正」之後進入的「新時期 」。當其時,知青大量從農村回流,大學恢復高考招生。由於毛澤東時期理想主義的破滅,大量反思文革創傷的「傷痕文學」出現。青年一代思想陷於真空狀態,兩名年輕作家合以「潘曉」的筆名撰文,大膽質問「人生的路,怎麼愈走愈窄?」引發全國性大討論。大量過去被列為研究禁區的思潮理論,在「解放思想」的大旗底下湧進中國,蔚為奇觀,構成那一個年代的「文化熱」。

文化熱底下,中國出現三股思想資源互相交錯論辯的情况。一是以《走向未來叢書》為代表的理性科學再啟蒙派;二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為代表的歐陸西學思想;三是以「中國文化書院」為象徵的傳統中國文化思想。

劉曉波是八十年代一名非常突出的青年思想家,他成為知名人物,正是因為他大力地在當時批判了代表了一輩思維的李澤厚。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三大冊的《中國思想史論》,用一種文化史觀取代了毛時代的馬列史觀,並且以馬克思主義如何和儒家思想結合的角度,把政治理論的探討,轉為一種文化理論和歷史的探討。當時的政治問題不能過於直接地討論,於是「文化熱」就把政治問題當作文化問題來處理。劉曉波也參與其中。

李澤厚除了修思想史,也是康德哲學專家,他長於美學,並糅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提出美學上的「積澱」說,並從美學角度肯定儒家文化。在八十年代的語境下,李澤厚肯定儒家思想,有着與過去官方馬列的唯物主義正統告別,正面肯定一種人道主義的一面,但在劉曉波看來,這論說背後其實也是一種調和論。康德哲學中的主體精神被重新巧妙地併進黑格爾式的整體主義歷史觀,美其名為「文化——心理」結構,內藏着一種保守主義。所以,劉曉波要大力批判,並直斥李澤厚所推崇的「孔(子)顏(回)人格」只是「奴化極境」的另一種呈現。

必須埋葬的孔孟之道

劉曉波在《與李澤厚對話》的〈自序〉中說﹕「我與李澤厚的分歧可歸納如下﹕在哲學上、美學上,李澤厚皆以社會、理性、本質為本位,我皆以個人、感性、現象為本位;他強調和突出整體主體性,我強調和突出個體主體性;他的目光由『積澱』轉向過去,我的目光由『突破』指向未來。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他一分為二,精華糟粕分得清晰,我全盤否定,看不到精華,只見糟粕。他認為『民本思想』和『孔顏人格』是中國文化最有價值的東西之一,我認為它們恰恰是最無價值的東西之一;他的理論大有復活孔子之勢,……我認為必須徹底埋葬孔孟之道。……李澤厚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自我肯定,並從中發現了可以挽救世界於悲劇之中的依稀曙光,我對傳統文化的自我反思是走向極端的自我否定,傳統文化給予我的只有絕望和幻滅。」

如果從純學理角度,李澤厚是調和理性與感性、調和個人與整體、調和自然和人性,並非劉曉波所指的二元對立。可是,劉曉波敏銳地嗅出這套以中國文化重新包裝的歷史——美學論述背後的保守主義,卻是八十年代那種躁動心情非常直率的表達。而事實上,雖然李澤厚說自己不喜搞政治,只喜歡學術。但他在88年還是當了全國人大代表,92年移居美國,但官方仍給他一個全國政協銜頭。他95年與劉再復的對話成書,名為《告別革命》。當其時,劉曉波正因為參與連署一封致人大的信而再度坐牢。

「新儒學」飛快發展

不過,時移世易。劉曉波與李澤厚的對辯已超過三十年,《告別革命》也出版了超過二十年。劉曉波以李澤厚為批判對象的文化保守主義已經幾番躍進,在中國大陸大步向前。以陳明、蔣慶等為首的「大陸新儒學」飛快發展。「少年讀經運動」在民間興起。2004年一批文化保守派,以文化多元性的修辭,發布《甲申文化宣言》,遙遙與1935年國民黨為了抵制共產主義,找了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互相呼應。就如余英時所指,兩個時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背後,其實都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心態,拒絕普世價值。這個時期的李澤厚也得與之劃清界線,甚至形容這些「少年讀經」玩意不是「啟蒙」而是「蒙啟」(意即再陷蒙昧)。

政治儒學為當權者服務

事實上,大陸的「政治儒學」與香港、台灣所熟知的,以唐君毅、牟宗三為本的「新儒家」或「心性儒學」並無太大的共通(最近還為此而發生隔岸罵戰。)因為前者是以儒家思想如何為滿足當下政權的意識形態需要而服務。這個趨勢已經愈來愈明顯,而試圖以儒學來發揮批判作用的「儒學自由主義」則愈益流於邊緣。2008京奧之後在全球開設的孔子學院,2011年在天安門神秘地出現了一百天的孔子像事件,都只是官方運用孔夫子所象徵的傳統文化為鞏固政權而服務的冰山一角。因為他們更進取主張是立儒教為國教,國家要依過去的儒教皇朝體制設立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要以「王官學」來取代西方思想,恢復官辦的儒教祭祀,讀經變成中小學教育的基本內容。

如果劉曉波不是成為政治異見者,為六四亡靈所追求的價值而坐牢以至身死,或者他會繼續扮演他在八十年代擔起了的文化評論者角色。只是他可以批評的,可能不會再是李澤厚。

可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大環境,畢竟一去不復返了。當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知識分子,在這些年來,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和姿態沉淪腐敗,正是應驗了劉曉波當年早已洞悉的趨勢——那又豈是苟活下來,或者已變成了一個理論蛋頭的學者劉曉波所能抵擋?

八十年代風流雲散,可是香港這幾年來的躁動氛圍,身分論辯,令筆者覺得回望當日中國思想最活潑的一代人如何走過來,例如重讀劉曉波,格外顯得有必要。

文﹕安徒

圖﹕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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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