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學潮與規訓下的教育《原則》

「回歸」二十年,香港在社會、文化上的最重要轉變,莫如推行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大、中、小學,以至幼稚園無不受其影響。校園內外環境,管理制度、師生關係,以至學校的情緒氣氛,學生的心態和意識……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特別是近六、七年以來,學生運動的蓬勃冒升,新一代政治熱情的急速發展,把教育問題變為香港最尖銳的政治問題之一。筆者懷着了解香港教育與政治如何在校園互動的心情,滿有期待地於上周觀賞了香港話劇團的一個演出,劇名為《原則》。劇本是演藝學院藝術碩士畢業的郭永康,導演是曾執導過《法吻》的李中全。

師生衝突「教育原則」針鋒相對

《原則》一劇講述在某中學發生的一件師生與校長衝突的事件。由於新校長在上任不久即推出頗具爭議的校規,規定同學只准換上運動衣才能在操場上打球,惹來老師和同學的不滿。副校長於是出面與校長周旋,因為他覺得學校過去比較寬鬆自由的文化被打破了。但校長毫不退讓,更加以「原則」的捍衛者自居。她不單不答應考慮對犯規學生酌情處理,更加雷厲風行的在各方面增加同學的學習壓力,提升對成績、紀律等的指標。部分教師認為新校長帶來的,是一種不可接受、扭曲了教育本義的哲學。他們本着另一套針鋒相對的教育「原則」,與校長爭辯和衝突,劍拔弩張。

把戲劇衝突推向高潮的是一件意外,當中一名學生在副校長負責的體育堂上,因為忽視安全規則而被小巴撞傷,事後副校長被校董會調職他校。師生對此消息嘩然,認為是校長逼走副校長。學生會會長更發起罷課,要求校長辭職,得到部分老師支持。

劇中人的對白針鋒相對,演員演出非常投入,頗能擦出火花。劇中情節既能反映當下校園內的複雜互動,也把社會的情緒如何折射入校園的狀况反映出來。作為一套社會議題劇,整個演出無疑十分精彩和出色。當劇演到一半左右,筆者非常期待這些尖銳而敏感的教育議題,以及戲中呈現的不同「教育原則」之間的矛盾,如何能在結局中找到答案。

誤解風波消解矛盾回復秩序

可是,當部戲邁向高潮,學生準備罷課時,副校長卻在交代真相的一個大會上突然坦然承認,當日是他沒有依足指引阻止同學跑出馬路,同學才會受傷。他並且提出辭職,以示負責。領導罷課的學生和與校長作對的教師,立即變得出師無名,風波亦因而平息。

學生受傷與副校長被調職的疑團,到了最後階段才揭露,無疑頗有戲劇效果。不過,整部戲的分量,亦因而大打折扣,因為這個結局早在一位知情的男同學向學生會女會長透露的時候,觀眾其實已經可以預計,結局一定是關於「誤解」的澄清,而不是關於互相對立的教育原則之間的仲裁。一如所料,有甚長教齡的副校長,扮演的並非校長的對手,捍衛另一套教育原則。他夾在激進的學生和把私利與教育理想混在一起的老師中間,扮演的其實是緩衝或甚至是「和稀泥」(如非「兩頭蛇」)的角色。對他來說,原則只是價值觀,而價值觀沒有對與錯,只有行為才有對與錯。於是,他最後選擇不隱瞞責任,也完成了這齣戲唯一的道德教訓,讓前來觀賞的校長、教師和學生們都安心,因為最後沒有人說謊,也沒有人可以說謊。

可是,這樣一來,整套劇所拋出來的教育理念問題立即被消解掉。校長也因此而變成整套劇唯一有「原則」的人。因為,相對之下,搞簽名罷課的學生會會長立時顯得盲目激情,罔顧事實,不理「搞大件事」的後果。(事情完結後,只餘她在全台黑燈為背景的聚光燈下孤獨地翻閱校長給她的書。)而同情學生的教師甚至變成丑角,因為他高談學校不應「求學只求分數」,主張少加規訓和監管的「原則」其實也同時是為了權鬥,想逼走新校長。他反對「普教中」其實也有私心,因為他身為中文老師但普通話卻不靈光。(他甚至最後出場再說台辭的機會都沒有。)

屈從的原則規訓的教育

這套劇會否因持異見的師生好像被「抹黑」而被解讀成一套「維穩劇」,不是筆者最關心的。我最想伸延討論的反而是劇中校長一角所表現的,究竟是哪一種「原則」。事實上,這個角色非常複雜。她從嚴治校,喜愛訂立校規細節,一經立例,為維護規則的威信,不許寬鬆執行;她也是一個常常下達嚴苛指令,要求師生高效「達標」的校長,縱然有些人要為此而犧牲,她因此也是一個強勢的「管理人員」;她不認同不為分數而求學的理念,因為學校始終要交出成績,幫助學生面對充滿競爭的現實。她的「原則」原來正是要教育符合和屈從「社會現實」。

相對主義——「規訓」同謀

劇中副校長坦誠交代,負起了自己的責任,罷課的風波平息。然而,關於這位好像變成了「好有原則」的校長,究竟是體現了哪一種「原則」(要面子?做好經理?迎合社會現實大勢?)卻突然失去了討論和反思的空間。一個「反高潮」出現在戲劇性高潮之後。

對於今日矛盾重重的教學環境,《原則》一劇把重心放在那位副校長身上,正好就是迴避了教育原則的爭議。他認為「價值觀並無對錯」,是按立場和觀點而不同,恰好就呼應了當下「通識教育」答案公式中那種凡事總有不同意見,然後「各打五十」的「偽批判思考」。

事實上,當今學校以教改為名而出現的「行政主導」(亦即權威的管理主導)趨勢,依賴的是對學生施行更多的「規訓」而不是更多的「教導」。認為價值觀沒有對錯的「相對主義」正是這種規訓導向的教育模式的同謀。

劇中校長有一幕試圖向同學解釋她的「原則」,她向學生會會長介紹閱讀俄國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勸說她要認識遵守校規的重要性。可是,讀過《罪與罰》的都應知道,這本書討論的正好不是制定或執行懲罰規則的重要,而是一個「上帝已死」、人性普遍墮落的處境。在其中,人自以為可以超越善惡,自行為世界立法,以為自在於世界之外,替天行道。這景况下,人就算能借自欺與欺人而逃離追捕和懲罰,但良知的內疚和譴責正是最大的懲罰。然而,遵守不遵守操場上要穿上運動衣的規則,會引起這種人性與罪性的道德反思嗎?

以規訓為中心的教育正是「上帝已死」的時代一種虛妄的替代,它只着意於行為上的「合模」(conformity),反而把道德根基、價值問題的判斷擱置。以此作為教育的「原則」,大有商榷的必要。

文﹕安徒

圖﹕香港話劇團

編輯﹕林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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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