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與赤壁:兩場特首選舉

易中天教授在其《三國紀》中,說道:「曹操戰勝袁紹,是寒族戰勝士族;孫劉(孫權和劉備)對抗曹操,則是南方對抗北方。」想不到東漢末年由官渡之戰(200年)到赤壁之戰(208年)的歷史趨勢與走向,竟與近年香港政局發展出奇地脗合——「官渡之戰」早已在2012年特首選舉發生,寒族的曹操(梁振英)戰勝了士族代表袁紹(唐英年)。成為特首後,梁振英得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並期望在2017年特首選舉中取得連任,而擋在他前面的就只剩下孫權(曾俊華)與劉備(曾鈺成)的孫劉聯軍。一場「赤壁之戰」已迫在眉睫,結果卻尚未可知。

唐梁路線之爭似官渡之戰

根據易中天的說法,官渡之戰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袁紹要走士族路線,恢復代表士族利益的舊秩序,而曹操則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至少不能再走東漢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須有所更新——「因此,官渡之戰不僅是兩個利益集團的鬥爭,更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大決戰。在社會地位上,是士族與寒族之爭;在意識形態上,是儒家與法家之爭。這裏面沒有調和的餘地。袁紹勝,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勝,新政權和新秩序就將由寒族和法家來建立了。」

換句話說,官渡之戰就是曹操與袁紹的路線鬥爭,而4年前的唐梁之爭的實質意義也是如此:唐英年代表的是在回歸以前已一直掌握住香港的意識形態與經濟命脈的大財團利益與秩序,並且企圖進一步染指政壇,而梁振英正是來「革他們的命」的,終結香港政商霸權的統治,同時主張「以法治港」,加快陸港融合。

官渡之戰改變了整個局面,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士族集團的希望化為烏有,朝政由曹操把持,開始以天子之名行事。因此,曹操不但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士族更將「滿腔的憤怒傾瀉到曹操身上,懷着刻骨的仇恨將他『妖魔化』」。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建制派及商界與梁振英之間的矛盾,以及因這種對立所造成的僵局和破局,簡直是如出一轍!可幸的是,由於誰也吃不掉誰,儘管漢室和獻帝已恍如風中殘燭,但至少還平安無恙,情况有如「一國兩制」目前的狀况——情况雖壞但仍在運作。

「雙曾」的「南方」屬性

筆者並沒有忘記孫權(曾俊華)和劉備(曾鈺成)。在袁紹未敗前,劉備被袁紹派往汝南去擾亂曹操的後方,但在袁紹兵敗後,劉備不久即被曹操擊破而投奔荊州的劉表——誰都知道劉備是不可能投降曹操的。與劉備一樣,曾鈺成大半生顛沛流離,屢敗屢戰,但始終心繫香港(漢室)。他在2012年已有資格當特首候選人,本身在建制內也資深望重,但由於與梁振英結下了太多樑子,此刻已無法相容,以致他的立場亦輾轉從傾向「北方」(建制)轉至「南方」(中間及泛民),像劉備般輾轉逃到南方,最終與孫權接軌。所以他對於梁振英,無論兵勢如何,都只會抵抗到底,不會投降。

孫權早就雄據江東,但兵不妄動,即使曹操南下、劉表病故、劉備敗走夏口,孫權都只一直擁兵自重,靜觀其變。不過曹操卻步步進逼,企圖順勢下江東,但孫權勢弱,曹操勢大,如要對抗曹操,就非得聯合劉備不可,因而促成了孫劉聯盟。

梁振英上任後旋即推出的改組政府,設立「五司十四局」的計劃遭到否決,令曾俊華得以逃過梁振英對他的削權與掣肘。佔領運動後,曾俊華亦開始突出他與梁振英有別的政治路線,專心經營「南方」(中間、泛民及本土)——「孫權的路線既然是與曹操劃江而治,南方對抗北方就是必然的」。

沒有南北相持就沒有一國兩制

由此可見,「長江」乃香港民意與核心價值的最後防線,是南北兩軍的天然界線。曹操在官渡之戰取勝後,以8年多時間基本統一了北方,之後隨即南征,將勢力推進至長江北岸;梁振英在贏得2012年的特首選舉後,至今已將「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元素推到極限。再這樣下去的話,「一國」與「兩制」便將徹底失衡而陷入崩潰,因此「長江」天險萬萬不能失守。試想想,如果曹操贏了赤壁之戰,統一全國的話,他又怎可能會不篡漢?同一道理,梁振英取得連任後,又怎會把「一國兩制」放在眼內?正因為這樣,明年的特首選舉的重要性有如赤壁之戰,是一場決定香港命運和前途的戰爭。

如易中天所言:「赤壁之戰實在是三國史上的一個關鍵。由於這場戰爭,鼎立之勢已現,對峙之勢已成。此後,南方和北方也曾有過征戰,比如曹操南征孫權,關羽北戰襄樊,但不是無功而返(如曹操),便是自取滅亡(如關羽),誰都不能再向前邁出一步。」這一點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可能代表國家統一被推遲,但對於「一國兩制」來說,「南北相持」正正是「一國」與「兩制」保持平衡的體現,也是使「一國兩制」得以存續的重大前提,此均衡切不能被打破——香港的命運與未來皆繫於此。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導師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