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編寫美好時光》動人無分真偽

「歷史故事有多忠於真實?」《編寫美好時光》(Their Finest)說明,此問題一點不重要。

《編寫》有這一場﹕女主角Catrin Cole(Gemma Arterton)的善意謊言被揭穿了,孿生姊妹原來沒有完成她們的「鄧寇克大行動」。眼見政府情報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的「電影部」(Films Division)快把影片的計劃拉倒,男主角Tom Buckley(Sam Claflin)為Catrin出頭,跟老闆辯論。他的觀點是,姊妹中途折返又如何?她們確有違抗父令,偷偷出海。寫劇本不過是選取真實,「鄧寇克」還有數以千計成功的真實個案;事件是「大敗走」還是「大奇蹟」,不外觀點與角度,說法而已。老闆無言以對,准許他們把劇本寫下去。

好個逆轉設計,電影演了半個小時,此場戲不多不少總結影片的第一幕。首先它解開前面的懸念,Catrin明知姊妹撒謊卻不上報,難保一天被拆穿。二,它加深男女角情誼,兩人初時針鋒相對,他好像有點看輕她。憑這場戲,她看見他的另一面。他們離開辦公室,走過雨雪紛飛街道(景象浪漫),彼此在酒吧心連心。三,它回應「真實」跟「虛構」的迷思。甚麼才算「真實」?《編寫》中的「戲中戲」,常突出現實與電影之別——如孿生姊妹本來落泊,幻化成Catrin的電影想像後,她們的穿戴及髮型講究,看上去判若兩人。拍戲把角色美化,是不是違背真實?

事實上,改編歷經無數篩選,根本沒百分百所謂真實。《編寫》的結語是,即使是政治宣傳,說到底還是電影。但凡拍電影,「電影部」老闆格言「真實」、「樂觀」(authenticity, optimism)並非關鍵;不理黑貓白貓,不管真實虛構,好看、奏效就是好電影了。

編、導、原著皆出自女性

後退一步,《編寫》歌頌的何只「戲中戲」呢?整部電影不正是在驗證虛構的價值!很少類似時代劇,像《編寫》一樣沒有在片首強調「本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編寫》由小說改編而成,由小說家Lissa Evans、編劇Gaby Chiappe到導演Lone Scherfig(擅拍女性題材如《少女失落園》(An Education)),全都一心一意埋首虛構,說自己相信的故事。「電影部」在英國戰時的確存在,只是《編寫》的劇中人都是杜撰,「電影部」亦沒有拍過「鄧寇克大行動」。

還婦女一個公道

《編寫》的編、導及原著小說家皆女性,她們成就本片,大有把女人重新寫入戰爭的意味。戰爭很男人中心,《編寫》把「老弱婦孺」放到舞台中央,向他們還以公道。大後方一個出身寒微女子,憑敏銳觸角、文字造詣,寫出動人劇本,由色衰愛弛的甘草演員擔正(沒有人會否定Bill Nighy對本片的貢獻吧)。拍出來的電影激勵民心,對戰局有說不出的價值。影片的「女性」議題不用多說,除了Catrin之自覺,還有看穿世情的Ms. Moore(「男人都怕和平後,女人不肯回到廚房去」),以及一對不甘活在父親淫威下的窮姊妹。《編寫》的故事或許不曾發生,但影片令人感動,角色的情感真摯,真偽已不關痛癢。另外,它絕對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成分:世事無常,死亡突然而來,《編寫》堅信個人意志,女性能撐半邊天,還有(彩色)「電影」的強大感染力!

另外,《編寫》無論如何「無中生有」,片中編劇的「踢橋」、辯論很「真實」,你一言我一語,互補或互片,妙語連珠十分好看。好的劇本就是經過無數的討論與推敲。關鍵的情節預先被形象化,張貼牆上,細節慢慢串連。一再重申,「真實」不重要;「鄧寇克」明明沒有美國人及小狗,沒關係。一本教寫劇本的入門書叫《先讓英雄救貓咪》,顧名思義,重視劇情中的小動物元素,跟《編寫》Catrin他們,可說異曲同工。

《編寫》的「電影部」負責電影的政治宣傳。對西方民主國家而言,「政治宣傳」(propaganda)一字略帶負面,容易跟蘇俄及納粹德國扯上關聯,獨裁國家看準電影的政宣滲透力。毋容置疑,「電影」到了廿世紀三、四十年代,已是最風靡大眾的媒體。英國是最早擅用電影的國家,早在三十年代,GPO Film Unit(可譯為「郵政總局電影小組」)已拍出極精彩的紀錄片,對英國紀錄片運動居功至偉。1936年的Night Mail是國家郵遞服務宣傳片,充滿人味及詩意,加上結尾的趣味打油詩,叫人一看難忘。因為有GPO Film Unit的基礎,戰爭時改組成的Crown Film Unit(桂冠電影小組)於是更上層棲。Humphrey Jennings是當中表表者,他導演的London can Take it及Listen to Britain等短片(YouTube可看到),從紀錄片衡量毫不「客觀」,但在戰時肯定有穩定甚至振奮民心作用。

電影政宣兩條腿走路

Crown Film Unit正是隸屬情報部下,跟《編寫》的「電影部」一樣,可見,英國戰時的電影政宣兩腿走路:劇情片與紀錄片並重。按歷史記載(詳見James Chapman寫的The British at War:Cinema, State and Propaganda, 1939-1945),「電影部」的工作比較瑣細,其實沒有《編寫》中那麼戲劇化。小事一則,主管鼓勵羅蘭士奧利花多拍兩部「勵志」片(包括1944年導演處女作《亨利五世》),從而利用情報部影響力,轄免他服兵役。「電影部」直接資助、參與拍攝的電影,正式只有一部:米高鮑華1941年的《戰國逃龍》(49th Parallel),想借片勸服美國參戰(影片在年中公映,珍珠港事件仍未爆發),像《編寫》的「戲中戲」「鄧寇克」一樣。

戰事幾年間,「電影部」也惹來不少批評。比如外行人領導,首二任主管不諳電影行業。政宣片到底由政府還是業界拍攝,政府內部意見分歧。更甚是,「政治宣傳」與「政治審查」很多時不過一銀兩面。同樣是米高鮑華,《戰國》後兩年,他跟柏斯保格(Emeric Pressburger)合導的《百戰將軍》(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幾乎被禁。陸軍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of War,《編寫》中Jeremy Irons演的高官)反對,後來更驚動首相邱吉爾。邱批評製作「愚不可及」,更設法禁絕影片。只是考慮到非常時期,民主國家不宜有打壓自由之妄動而作罷。

不少英國名作家,戰時亦替情報部(MOI)工作過,奧威爾(George Orwell)是其一。初時滿心歡喜,一心為國效力,後來不歡而散。他一句總結是:「所有政治宣傳都是謊言,連說真話時也不例外。」有說,幾年後他寫成的《1984》,老大哥及黨控制群眾,多少是他在情報部不快經驗的投射。

《編寫美好時光》若由奧威爾寫,應該是部政治驚慄片。

文:家明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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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