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TSA背後的更多思考

政府設立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初衷是為學校作「體檢」,但現卻成為操練的代名詞。而坊間、學者在爭論TSA/BCA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的過程中所關注的其中一點是TSA有沒有對學生造成壓力,或者有沒有評估的需要。他們的論述焦點多數集中於個人層面,例如TSA對學生造成壓力,歸因於個別學校操練學生,或個別家長抱着「望子成龍」的心態強迫兒女操練,又或者是個別學生的競爭能力弱、抗壓能力弱、心理質素弱等等。簡言之,這些討論都是以十分狹窄的個人角度框架來演繹TSA對學生造成嚴重壓力這一問題。即使運用大量數據,學者仍是停留在「這個學生心理質素如何如何」的論述層面。一旦以這樣的論述框架去解釋TSA問題,結構層面、社會層面對TSA問題的理解都會被忽略。

個人行為與社會現象不可分割

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固然存在。的確有些人天生的抗壓能力強,有些則較弱;而部分家長抱有「望子成龍」的心態,強迫兒女操練;又或者個別校長因為各種原因操練學生。但純粹指摘個別學生、個別家長、個別學校並無助於我們理解現象的社會性/結構性。個人行為與社會現象是不可分割的。要問的是,為什麼在現今教育制度下,愈來愈多學生厭學、抑鬱乃至輕生呢?這是否某種教育制度所造成的趨勢呢?

當教育變得普及,美國學者認為「教育」肩負三大目的——第一,培育公民:希望學生將來受教育後成為有能力監測政府的公民;第二,有效的社會分工:希望篩選學生擔任社會上不同的工作崗位;第三,向上流動:希望學生透過接受教育能夠以學歷晉身更高的社會階層。前兩點以社會角度探討教育角色,第三點則以個人目的或「教育消費者」角度出發。然而,此3個目的之間充滿矛盾。要問的是教育在香港究竟承擔着怎樣的角色呢?

如何理解在巨大競爭制度下的行為?

眾所周知,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考試主導、強調競爭。這個教育制度似乎主要用作社會篩選,製造了少數的勝利者和大量的失敗者。用坊間流行的論述,進入大學被視為「勝利者」的話,這個教育制度只有五分之一的「勝利者」能夠進入大學。換句話說,我們製造了五分之四的「失敗者」。我們該如何理解學生、家長、學校在競爭巨大的制度下的行為呢?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結構性的宏觀視野幫助我們理解:究竟學校為何操練學生?家長為何明明知道操練會影響兒女的心理健康仍強迫兒女操練?個別學生為何有那麼強烈的競爭心態?

以TSA評估學校表現最大的盲點就是,學生的成績是否只受學校教師教學表現影響呢?組別一(band 1)的學生比組別三(band 3)的學生學術能力高,可以想像,即使組別三的老師的教學比組別一的老師出色有效,也未必會收窄兩個組別之間的學生成績的差距。只以TSA所評估的學生成績作標準去評價學校的優劣並不是太公道的做法。即使教育局為組別三的學生投放了增潤資源,然而學校的環境實實在在影響着學生表現。所以,為了不被評為「差劣」,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學校還是強迫學生操練TSA是可以理解的。學校畢業生的分數對於家長而言是一個「參考信號」:就讀此校將為他們子女獲得高學歷的可能性,也就是他們子女將來晉身較高社經地位的可能性。歸根究柢,正是教育制度以學生成績作為評核學校的唯一準則,學校才會有此誘因強迫學生操練。故此,社會指摘學校「催谷」學生是個別學校的做法,並非公道之說。

諉過於個人 漠視問題癥結

同樣地,我們可以責怪家長是「怪獸」。但是,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大部分家長的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某些家長要求醫生開ADHD(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藥物讓學生服用以期提高他們成績的行為當然值得反對。但我們要理解為什麼家長會有這種做法呢?當教育制度不獎勵學生成為有品德有責任心的人,而是純粹獎勵好成績的學生,在這個制度下,家長緊張子女的表現、擔心自己的子女吃虧而強迫他們操練追求高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身為父母,愛子/女深切,希望「幫助」兒女的這種心態,最終造成兒女沉重的負擔。而父母的這種心態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就更加顯著。

同理,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大部分學生也是在追求分數。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香港學生在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中取得高分,但他們的學習動機卻差不多被摧毀呢?高分數的背後反映的不是學生有強烈的求知心態。如此一來,我們要思考,這不是一兩個個別學生的傾向,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在塑造他們,「引領」他們走上了不是為了學習、只是追求分數的「不歸路」。操練TSA的問題只歸結為個別學校、家長、學生的問題,無異於將制度造成的問題諉過於個人,不但對受影響的人不公,也漠視問題癥結。

文:黃綺妮

作者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