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翠容:看盡人類的瘋狂──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 ( James Natchwey )

鳥兒吱吱叫著飛越漆黑的長空,

人們沉默無言,

我的血也等到痛了!

某一個晚上,我就在加沙最大的巴勒斯坦賈巴利亞難民營屏息以待,等待當地的激進自衛隊的出現。他們手持俄製機關槍,把頭也蒙起來,在難民營巡邏,槍頭對準遠處的猶太殖民區。

猶太殖民區那一邊也如臨大敵,大批以色列軍人戒備守候。在漫長的黑夜中,星光也變得晦暗不明,鳥兒偶爾飛過,啞啞作聲。我的心在跳,汗在流。

記者、以軍、巴人自衛隊,大家都在等,等那瘋狂的一刻,他們的血在沸騰。無論那一方擦槍走火,都會演變成又一次的衝突,當天晚上如是,每天晚上也如是。我準備按下照相機的快門,在慌張中腦海一片空白。

國際知名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James Nachtwey)也曾在這個現埸,當時他在想甚麼呢?或許,他只知道跑到更前線,在槍林彈雨下見證一幕幕人類的瘋狂和不幸。

張翠容:看盡人類的瘋狂──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 ( James Natchwey )

從動盪不安的巴勒斯坦到蠻荒世界的盧旺達,再從饑荒肆虐的索馬里到殺戮戰場的波斯尼亞,還有烽煙四起的印尼和科索沃,納赫特韋不但紀錄了戰爭,也紀錄了戰爭的後遺症,紀錄了人的生存狀態的轉變。

納赫特韋的近作Inferno,中文可譯作《地獄篇》,與但丁《神曲》第一部曲的名字一樣。事實上,納赫特韋也的確是在這第一部曲《地獄篇》中獲取靈感,因此,他的近作首頁即引用了但丁的話語:「那裡來的歎息、哀悼,以及響亮的嚎啕,在暗無星光的空氣中迴盪著,從一開始,我已泣不成聲。」

納赫特韋表示,他的《地獄篇》紀錄了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所發生的人道罪行。從1990年起,他就用照相機收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一些在逆景中掙扎生存、等待新生的故事。他的照相機隨著時間一直追蹤至科索沃。在二十世紀快要落幕之際,科索沃成為轟動全球的最後之戰,納赫特韋把這些故事一一收錄到他的《地獄篇》攝影集中,同時也收錄到我們的集體記憶裡去。

長年於戰區工作的納赫特韋,贏取過不少國際獎項,成為舉世知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德國的大牌圖片社Magnum以第一時間招攬他。

在西方世界,一提起納赫特韋,不少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不過,另一方面,有部分評論家卻偏以懷疑的眼光來看納赫特韋和他的工作。他們認為,納赫特韋透過影像所呈現的世界,實在讓人困擾,並且質疑他在照相機背後的動機,以及他整個攝影新聞學的哲學思維。評論家伍德沃德(Richard B. Woodward)便在紐約有名的文化周報《村聲》(Village Voice)上,指責納赫特韋視戰爭的恐怖場面為他的攝影美學素材,多於他所自稱其攝影為反戰運動的一部分。

張翠容:看盡人類的瘋狂──戰地攝影記者納赫特韋 ( James Natchwey )

站在戰爭前線的記者,其角色和身份無論如何都是極具爭議性的。他們是為了採訪戰爭的真相?還是以別人的鮮血作為自己的甜品?

納赫特韋也承認,面對這種以受害人的苦難變成戰地記者頭上光環的指控,他感到很痛苦,並受此指控困擾多年。他表示,他在1976年加入新聞行業成為攝影師時,便立志要做戰地攝影師。只有戰地才能賦與他的攝影工作更深一層的意義。他曾為此作出如下的辯解:

有人類歷史便有戰爭,戰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此時此刻,戰火仍然在世界蔓延,當人類愈文明,殺害同類的手段便愈殘忍、愈具效率。

不過,我們是否有可能透過攝影來終止此種一直在歷史存在的人類行為?這聽起來真是痴人說夢,但我卻在此獲得一種動力。

對於我而言,攝影的力量在於它有能力發揮人道的精神。如果戰爭企圖否定人性,那麼,攝影則可帶出反戰的效果,利用得宜的話,它甚至可以成為反戰的最有力種子。

在某一情況下,如果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為了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相而走到戰爭最前線,那他便是為和平作出談判。或者,就是這個理由,戰爭的發動者絕不樂於看見攝影記者在戰場附近走動。

我曾想過,假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跑到戰爭現場,親睹那些化學物質如何損毀一個孩子的臉孔,又或者那些老百姓給炮彈碎片致傷的無言痛楚;假如每一個人都可目睹受害者的恐懼與悲傷,即使只有一次,他們亦可明白到,沒有任何事比反映這真實現場更為重要,更何況受害者不只一人,而是成千以上。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到現場,因此,攝影師便走到那裡,向世人展示戰爭的真實,並把這訊息傳開去,好讓人們停留一刻,想想那裡究竟正在發生甚麼事情。我相信照片,一些具有力量的照片,足以抵抗擁有過濾效果的傳媒報導,並可使人們從冷漠中醒覺過來,為受難者作出抗議,而這抗議本身也許能感染更多人加入抗議的行動。

最糟糕的則是,作為一位攝影師,我有時會疑惑自己是否正在由於他人的悲劇而獲得益處。這種想法使我誠惶誠恐。我不斷提醒自己,我不可讓真摯的同情心給個人的野心所蒙蔽,不然我便出賣了靈魂,而這一高昂的代價,對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而言,實在難以置信。

我嘗試為我選取的題材負上全部責任。一個拿著照相機來觀看的外來人,其行為看來似乎有違人道。唯一可以把我的角色合理化的,就是盡量尊重每一個處於困境的人。我對他們愈尊重,他們便愈接受我,從而我就能夠接受自己。

無疑,我們也的確可從納赫特韋的照片中感受到他的悲天憫人。有時,在工作期間,他甚至寧可放下攝影機,以救人為第一己任。例如他曾在海地救了一名瀕臨死亡的人,更讓當場的美國人保護他,免他一死。在印尼,他目擊兩派仇殺,其中一名受襲者滿身鮮血,正當他的仇家從後追趕上來,拿著長刀要把他置諸死地之際,納赫特韋跪下來求他們手下留情,歷時三十分鐘之久。他的行家卻跑到老遠用長鏡頭獵取「珍貴」的場面。

納赫特韋是一位與別不同的攝影師,他傾瀉而出的人道精神,以及他那臨危不亂的工作態度,讓他至今仍可安全無恙。然而,他其實也曾在死亡邊緣游走過不知多少次,但他處處受人尊重,當地人也處處為他開綠燈,這使得他的照片內容格外豐富感人。

當我在科索沃的邊境,面對一名在種族殘殺暴行下的阿爾巴尼亞裔受害者,她兒子給殺害,哭得死去活來;當我要按下照相機快門的一剎那,我想起納赫特韋,想起他的人生哲學。

我們是嗜血的動物,還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我們的工作又怎樣為外界帶來思考的空間?

————— 謹以此文紀念為真相倒下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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