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個外國案例看小販政策的出路

年初二一早起牀,電視傳來的不是賀年歌曲,而是「磚來磚去」的旺角黑夜,倍覺神傷,起因原來是與無牌小販有關。雖是被借題發揮,可是小販問題始終存在,揮之不去,筆者覺有重新審視香港小販政策的必要。

政策埋炸彈 不幸被借題引爆

香港小販政策從一開始便極具爭議。小販將擺賣當作謀生工具,尤其經濟低迷之時,小販為養家之一個極佳選擇。吳志森曾為文介紹他少時徙置區的鄰居便以木板、釘等工具製成木頭車當小販為生。筆者之父親及一些親友也曾從事小販以維持生計,「影帝」梁家輝先生也曾當小販,養妻、活兒。可是,政府鑑於小販衍生環境滋擾、火警風險及交通阻塞等問題對小販實施兩大政策:一是將現有持牌小販遷往離大街之固定攤位或小販認可區,容許他們在指定範圍內自由經營;二是自1970年代起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並採取拘捕及控告等手法嚴厲取締無牌小販。以2008至2011年為例,共有7919宗因無牌販賣被定罪,更嚴重的例子有:1998年無牌玉器小販黃大福於北九龍裁判法院二號法庭內自焚喪命;2006年天水圍有一名無牌小販於被追捕時溺斃;2015年3月15日,食環署職員胡廣森於中環執勤時被一名巴基斯坦裔小販推跌,頭部重創,3天後不治。有關小販之爭議無日無之,尤其年近新歲,市區熱點人流大增,手頭充裕,總不慳囊,從來都是小販販賣最理想、收入最多的時刻,故食環署職員與小販衝突屢見不鮮,小販政策之埋下炸彈,不幸今年被借題引爆。

印度法庭的案例

我們可從兩個外國案例探討小販問題的出路。筆者首先從一宗印度小販的法庭案例開始討論。2009年,印度政府於舉辦英聯邦運動會時改善形象,遂於新德里實施一連串政策以達至該效果,其中包括驅逐該市所有小販,所持的理據為改善交通。此舉引起全國街頭小販協會的強力反對,經多次談判無效,最後鬧上法庭,法庭判決政府敗訴。法官所持的理據有二:一是市民皆有謀生之權利,二是政府需在法律框架下確保市民在謀生及交通暢通之權利得到保障。這案例只提供憲法上的解釋,旨在確定政府之責任。但是,筆者並不能在判辭中找出是否可以任由小販沒有限制之下隨街擺檔,做其生意賺錢的理據;同時,筆者也不能找出任何有關小販政策的實施建議。但筆者覺可以從下列實踐的例子找到答案。

新加坡政策效果良好

筆者嘗試從新加坡的小販政策作為引子,讓我們思考我們的小販政策應往何處去?1950年代,新加坡人生活困苦,為維持生計,多充當小販。然而,像香港一般小販引致公共健康、交通帶來極大之困擾。政府後來改變策略,實施小販登記,為1.8萬名小販發臨時擺賣牌照,1970年更開始於公共屋邨或交通樞紐興建街市設置小販中心,將街頭之小販遷入,其後更不斷改善這些小販中心之結構及間隔,改善小販之經營,其後更成為旅遊景點。這些小販中心漸漸成為新建屋邨之基礎設施,由國家環境局規管及管理。當屋邨落成時,小販便可遷入這些中心經營,繳交政府之資助租金,政府更預算2027年前多興建20個此類之新小販中心,增約800個熟食攤檔,以應付新增人口之需求。筆者早前往該國旅遊時有到過此類中心,看見那些小販生意不俗。他們經常面帶笑容,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充滿盼望,可見彼邦政策之良好效果。這會否是香港政府處理小販之另一出路?

外國例子可作討論起點

筆者也知道不可將外國之例子強行應用於香港。香港有其特色:地價之高昂及人們對政治之看法撕裂,根本不可能像外國般推行小販中心之政策。可是,外國之例子帶來不同之處理小販之可行策略及價值觀,更帶來人們對未來生活之盼望、憧憬,可作討論之起點。筆者認為只要能集大家之智慧,不難想出一條妥善之管理小販策略,否則我們仍要面對小販政策之困境,至少我們仍不時亟需面對小販引起之問題,苦無出路。

文:伍漢強

原文載於2016年3月1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