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宗新聞看寡頭政治

香港是否已經掌握在財閥、富豪和大地產商的寡頭管治中?Has Hong Kong become an oligarchy?這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抑或有?可尋,可以從最近幾宗新聞說起。

在曾蔭權的「世紀大審訊」,夠膽「打老虎」的廉署(ICAC)放棄向案中關鍵人物、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取證,原因是它「估計李先生會不合作」。於是,如此重要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以非常礙眼的方式在審訊中缺席(conspicuous by his absence)。

公眾從中得到的信息非常明確:即使是前特首,只要他行差踏錯,執法機構也會窮追猛打;但富可敵國、財雄勢大的有錢人卻萬萬碰不得(untouchable)。

ICAC自毀長城

ICAC這樣做無異於自毀長城,更令人不得不懷疑,究竟有多少牽涉超級富豪的案件在不知不覺之中不了了之。2014年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前聯席主席郭炳江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判監5年,也許只是一個「證實常規存在的例外」,英文所謂「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這並非陰謀論。「成功」不是你做對了什麼,而是你做錯了什麼也不用承擔後果(success isn’t about what you do; it’s w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潛規則。

另一宗新聞是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向記者表示不會提名任何人參選特首,因為幾名參選者都是他的「熟朋友」。記者沒有追問,市民似乎也沒有覺得奇怪,為何香港的首富與幾名做了半生公務員的政府前高官與一名退休法官,會是「熟識好多年」的「熟朋友」?然而即使不獲他的提名,林鄭月娥仍然以高票「入閘」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支持她的包括長實、新地和九倉等大地產商。

上周三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928億元盈餘絕大部分來自賣地收入和跟房地產市場有關的印花稅收入。這就是政府與牟取暴利的大地產商的「共犯結構」,再加上政府內部負責制訂和執行房屋政策的官員很多都是高樓價的得益者(前勞工及福利局長、現任政務司長張建宗便持有多達9個物業),令人不得不懷疑政府有多大的集體和政治決心(political will)解決房屋問題。

政府的決策愈來愈受一小撮人左右,他們毋須向市民交代,利益往往與公眾對立。這構成對民主制度和良好管治的嚴重威脅,在西方這是一個極受關注的議題。

2014年,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聯手進行的研究顯示,極少數的富人和商界利益,對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決策結果(policy outcomes)有不成比例的巨大影響力。它的結論是:雖然美國有民主的制度和特色,例如定期舉行的選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等等,但普通市民根本難以影響政府的決策;他們的價值、利益和立場甚至不會在決策的過程中得到充分的考慮。從這個角度看,美國雖有「民主」之名,實際上卻愈來愈接近寡頭統治。

這類寡頭政治的特色是它真正的管治階層(ruling class)既非由人民選出的政客,也不是受薪的公務員;而是在公眾視線以外的「隱形富豪」(the invisible rich)。最好的例子是坐擁400億美元資產、美國第二大私人公司科氏工業集團的董事長大衛.科赫(David Koch)及他的兄長查理斯.科赫(Charles Koch)。科赫兄弟作風低調、行事謹慎,卻是共和黨和極右政策最重要的幕後推手。在美國政壇,他們的金錢、人脈和影響力幾乎無處不在,但大多數美國人連他們的名字也沒有聽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克魯曼(Paul Krugman)曾經在《紐約時報》撰文,指這些「隱形富豪」翻雲覆雨、指點江山,卻毋須向公眾問責,又不受媒體監察,絕非民主之福。

美國具備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尚有淪為寡頭政治之虞;香港的民主進程舉步維艱,就連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未臻成熟,甚至有倒退的?象。更關鍵的是,香港人是否能夠認真、負責地運用權力?在155年的殖民統治下,香港人對他們的殖民地主人千依百順,並且從他身上學到最珍貴、最重要的東西。與其說這是「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usive colonialism),倒不如說是「服從式殖民主義」(submissive colonialism)。香港人習慣做僕人多於主人,這為寡頭政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We Connect但with whom

在這樣的情況和歷史背景下,香港人又怎能不對寡頭政治提高警覺?林鄭月娥的競選口號「We Connect」,問題是「with whom」。

文:林沛理(專欄作家)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