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過去的1967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年,在政府「主動遺忘」的社會工程下,香港不清楚「六七」的大有人在。很多人甚至簡單以為「六七」像雨傘運動一樣,只是市民走上街頭爭取訴求,而忽略了背後複雜的政治局勢。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段50年前的歷史事件為香港帶來哪些政治後遺?除了「恐共」之外,六七暴動又如何有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港關係和香港的愛國陣營?

愛國左派的轉捩點

很多人視六七暴動為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註1),其實它更是香港愛國左派的重大轉捩點。在戰後國共「左右對壘」的冷戰地緣政治大格局下,香港蟄伏這樣一群「自成一派」的社群,他們有着自己的教育系統、工作機構、工會、電影和刊物,遙遙呼應「祖國」的政治風向,行動上又有所區分。他們在殖民地小島打着「愛國」的旗幟,營造基層社區溫情,既有統戰同胞認同「新中國」的現實需要,同時又有「左翼」某種激進、平等甚至反殖的理想主義面孔。

這群愛國左派偶爾罷工示威、反對英治,亦曾支援本地的木屋區火災問題,但在港英嚴防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之下,總體來說還是低調行事,直到六七暴動。在文革的熾熱氣氛下,這群香港社會的半地下社群集體「出櫃」動員,煽動民族主義,使香港一度陷入「城市恐怖主義」的境地。香港主流社會驚覺,大部分時間和平共存的愛國左派原來可以「去到好盡」,有如此嚴密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發起罷工和炸彈浪潮,癱瘓整個香港。自此,愛國左派失卻人心、受盡排擠,深耕細作建立的基礎工作不但毁於一旦,更令香港社會埋下「恐共」的意識。與此同時,真正自發提倡反殖、平等與激烈抗爭的左翼思潮與行動卻蒙上被污名化的陰影(註2)。

「繁榮穩定」的緊箍咒

今日我們經常聽到「繁榮穩定」,像是不可撼動的政治共識,其實它就是暴動後愛國左派與港英共謀的後遺。當1970年代港英祭出懷柔政策,愛國左派迅速轉向「去激進化」,失去反抗意識與力量。他們大體上放棄平等與反殖的追求,缺席本地眾多議題,回歸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維持現狀」政策,賺取外匯,實質已成港英管治的共謀。在長期的沉寂之後,愛國左派更逐漸「主流化」,吸納「根正苗紅」、基層社群以外的港人,教育系統上亦放棄共產主義式教育(作者按:當時左派學校杯葛升中試,稱港英教育為「奴化教育」),回歸到升學為主的常規教育(註3)。另一方面,暴動後香港中資機構亦在中國「走資」之前,於本地進行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嘗試(註4),參與資本主義遊戲,及後再北進建設,享受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待遇,打響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槍。

其後中英談判期間,愛國左派將這種暴動後的「繁榮穩定」殖民發展主義大計與「愛國愛港」的統戰方針合二為一,發揚光大,由此定下香港政治的主旋律。此間中央廣泛籠絡香港工商界資本家和華人管治精英,「愛國」的定義不是有否參與或支持六七暴動,而是擁護中共對港的「一國兩制」方案。傳統的愛國左派與香港資本家實現「大和解」,香港中資充當港資北上發展龐大市場的「掮客」與「顧問」,一同組成左右香港前途大局的愛國建制陣營,以「繁榮穩定」之名維持香港殖民體制,「平穩過渡」到九七後成為管治階級,成為排拒民主參與和經濟平等政策的緊箍咒,遺害直至2017年的今天。

愛國動員的變與不變

除了「繁榮穩定」的緊箍咒,50年後「六七」的「愛國動員」幽魂同樣縈繞在香港社會,各種以「愛國」之名、動輒上綱上線到「敵我矛盾」和「外國勢力」的動員仍聲勢浩大。無論是「六七」的冒進行為,還是今日的強硬鬥爭路線,從來就不止是「左毒」的「非理性」的行為,而是有其現實主義的面向,當中產生的機制沒有根本的改變。

50年前的六七暴動,一直都有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時對港機構爆發權力鬥爭下,港澳工委為了自保,甚至是爭權奪利的冒進行為(註5)。而這展現了一種一直縈繞着中港關係的政治邏輯:當愛國左派不斷膨脹,淪為組織化和官僚化的體系,一旦捲入上層或地方派系的利益鬥爭,或者想爭取更大的政治權力和利益,「寧左勿右」的情况往往就會出現,其中的表現方式就有鬥爭思維主導的愛國動員。

「六七」如此,今日的香港亦是如此。近年就有愈來愈多「愛字頭」的組織「勇武愛國」,窮追猛打香港的公民運動。2014年周融發起的「反佔中簽名運動」、2016年梁頌恆游蕙禎宣誓事件過後的反辱華動員,就讓港人再一次看到愛國動員的盲動,彷彿看到「六七」放手群眾發起「人民戰爭」的影子,當中有團體更獲邀上北京見中央領導人。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從來都是中國政治的延伸,50年前的六七暴動既是港澳工委冒進所為,又是中央的決策所為,兩者必有互動,絕無可能只是「地方」單方面所為,今日的亂局亦當作如是觀。

與當年一樣,今日的愛國陣營在組織形態上一樣都是星羅棋佈,遍佈各行各界。愛國陣營如今身處建制,香港中資又不斷壯大,動員的資源和網絡遠遠多於當年。但現在被動員的「愛國群眾」已經不再像50年前一樣,是殖民地躁動不滿的學生、青年和工人,更多的是以「蛇齋餅糉」維繫的僑鄉、基層,甚至是從深圳共青團「調兵」南下的「義工隊」(註6),以及來港工作和讀書的「港漂」(註7)。

總括而言,儘管六七暴動過去50年,香港已由殖民地變成特區,但面對的中港關係仍是長期處於這種脆弱之中。鬥爭思維主導的愛國動員和強硬手法仍不時出現,而我們似乎還沒找到方法,有效應對這種反覆出現的戲碼。

註1:資深記者張家偉於著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提出此說法

註2:梁文道曾指出,「六七」「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的異物」;見《明報》,〈為香港的左派招魂〉,2006年5月17日

註3:相關討論見梁寶霖、梁寶龍〈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劉翠珊〈國家權力與教育——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收於《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註4: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歴史》,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

註5:根據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當時「革命領導小組」奪了中央外辦的權,直接指揮香港工作,新華社的「當權派」為了自保烏紗帽發起「反英抗暴」

註6:「端傳媒」,〈獨家調查:深圳義工隊赴港反港獨,包吃包玩遊西貢〉,2016年12月6日

註7:「端傳媒」,〈獨家調查:港漂社群壯大 建制新力量崛起?〉,2016年12月7日

文:彭嘉林@本土研究社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