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研、再工業化到新市鎮就業

林鄭月娥七一走馬上任,教育將成為施政的「重中之重」。報載除了要回應關注基礎教育的選委訴求,大學研究撥款亦可望大幅增加。撇除在政治上需要「找數」之外,後者似乎更具有某種前瞻性的意味,對未來香港命運存在深刻的影響。

科研「為財是用」

作為在「象牙塔」供職的基層教員,我自然深深體會現時香港的八大院校學者,已不單以產出「甲級研究成果」為志業,更是以擄取巨額「甲級研究經費」為己任。尊貴的教授們年年為爭逐研究撥款竭盡所能,就連授業解惑的教學工作也難以兼顧。原因無他,此乃存教席、保飯碗的基本門票而已。

因此有社會科學背景的教授曾私下說:我的研究從來都是用腦做的,根本就不用花一分一毫,學術也不應淪為「向錢看」;但從大學管理層的角度來說,我不參與這個研究撥款爭逐的遊戲,便是個疏懶研究的學院寄生蟲!結果教授不久也離開了學院崗位。

大學以研究經費金額而非單研究成果來作為衡量學者表現的重要指標,一個顯而易見的客觀效果,就是令研究資助局介入學術的權力大增。在審批研究撥款的過程中,早已命定哪類研究和哪些學者「大有錢途」,能在大學體制中拾級而上;相反那些官方不歡迎或不重視的研究課題,在這「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的初始階段,已被悉數篩選得一乾二淨。

哪門子再工業化?

林鄭若大幅增加研究撥款,難免又會引起八大院校學者新一輪「華山論劍」,探索「為財是用」的修煉新境界。但話得說回來,社會科學學者或愛兩袖清風,不少理工科研究確亦有賴巨額投資,「一分錢一分貨」,才能打造尖端科技研究的硬件設施。作為代表人物的港大前校長徐立之,近年以團結香港基金理事的身分,大力提倡以幾何級數增加科研撥款,似是延續董建華時代「數碼港」的美夢。

無論是徐立之所提倡的應用科技研究,抑或楊偉雄出任創新及科技局長後所大力推動的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盡皆傾向資本密集的規模產業,特別是通過新界北部的工業園區(包括林鄭今年初宣布的河套科技園),與深圳以及大灣區產業進行整合。到底這些發展能令香港實現「再工業化」,抑或在新的融合邏輯中進一步「去工業化」,淪為科研成果的展銷廳和散貨場,實在令人感到憂慮。

過去一段時間,特首選舉參選人/候選人之間似乎出現了或所謂進取、或所謂保守的理財哲學爭議——為何特區政府仍任由經濟向股、樓傾斜,仍不思進取地一味依賴賣地收入?就是不願善用龐大儲備來為香港尋找新的路向,為下一代打造新的產業模式?汲取過往10多年的沉重教訓,我們似乎已不能停留在「做或不做」的討論,而是必須首先回答「怎樣做」,才能避免公共資源淪為利益集團「分贓」的「肥肉」!

這裏大可引用雅布斯(Jane Jacobs)在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1984年)對城市經濟學的經典洞見,指出城市經濟必然經歷有升有跌、高低起伏的發展周期挑戰,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城市若能有效取得真確的信息反饋、產業結構能夠不斷創新和調整,則自然會構成一個持續的良性循環,令城市繁榮安定能夠延展下去;相反當城市不斷取得錯誤的信息反饋,又或被利益團體所刻意愚弄和誤導,則會出現如她所說的「每况愈下的交易」(transactions of decline),形成不做不錯、愈做愈錯的惡性循環。

新市鎮職位何來?

早前《香港2030+》策略規劃的諮詢中,曾提出新界北新發展區容納約25萬至35萬人口,但區內新增職位卻多達21.5萬,較東大嶼都會創造的職位還要多!若再加上年前洪水橋規劃的10萬職位,以及河套科技園的4萬職位等,整個區域或可創造近40萬新增職位!目前香港產業結構偏重於維港兩岸的都會區,新界新市鎮居民普遍面對區內職位短缺;但官方現時開出如此一個天文數字的期票,到底又如何能自圓其說?

必須指出的是,楊偉雄推動以人工智能和自動化作為香港「再工業化」的重要策略,實際上只意味電腦取代人腦、機械人取代工人,整個園區皆以高度自動化的模式操作,與周遭新市鎮生活完全切割。如此工業園區根本不是以創造職位而是以取代職位為目標!這難免令人陷入極度疑惑:為何《香港2030+》對新界新增職位的評估,與楊偉雄推動「再工業化」的策略,竟完全走在南轅北轍的迥異方向上!

舒米赫(Ernst Schumacher)在《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 1973年)的經濟學經典著作中,曾提出「中介科技」(intermediate technology)的概念,主要指一些小規模、適應本土需要、以人為本、方便易用的科技,對生產力的普遍提高和創造就業機會尤其適合。該等科技能普及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惠及不同階層和社群的需要,讓科研文化能植根於城市的不同角落。香港需要的是中介科技或稱「適切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抑或是「堅離地」的尖端科技,此乃決定城市未來命運的生死抉擇。

《小即是美》一書誕生於石油危機之際,而當下的全球生態和氣候危機,正是全人類面對的共同挑戰。生活在富裕地區如香港的我們,儘管可以一如既往的「打腫臉充闊佬」,但假如仍一味追求高消耗、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盲目追逐面向所謂全球競爭的尖端科技,拋棄立足土地、切合社區和環境需要的中介科技,這和提出「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的見識和智商又有何分別?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文:鄒崇銘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