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新密件再看六四——八六學潮

上文(1月7日《明報》)說到去年底英國國家檔案館,新解封了一批涉及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前後,中、英、港、星(新加坡)四方的機密文件。這是繼前年加拿大類似文件後,另一份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六四官方資料。除了3份未解封、涉及當年「香港應變計劃」文件外,現在能看到的大概可總結為不能不信,但不可盡信,因為歷史已證明有些失實,還有些值得商榷。

文件對分析香港事務方面也許參考價值較大,但對研究六四事件的價值,看來遠較加拿大文件為低。從中可見這個曾經世界一流的情報強國,對當時中國局勢的掌握,有點不盡不實,起碼遜於美加兩國。推而廣之,就有理由相信倫敦對九七問題及保障港人權益方面,會因此而受到影響,產生一定程度的誤判了。下面再來具體分析一下部分文件中值得商榷之處。

「200人死亡說」與「八六學潮」

英方文件透露,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嚴當天,英國時任駐華大使唐納德發電報到英國外交部,談及當天與美國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施拉姆共晉午餐,聽到後者指鄧小平近日透露的內部消息:死200人換取中國20年和平。暫且不說筆者前文提出的疑點,先從其他角度探討一下,鄧的「200人死亡說」只是可信性成疑的孤證,起碼無法推翻20多年來流傳甚廣的「20萬人死亡說」,即使後者同樣未有進一步的證據支持,但可信性仍相對稍高。

改革開放中的意識形態倒退逆流,首先是鄧小平1979年3月底,在官方「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4項基本原則」,繼而在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導性原則,並首次暗示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對此是要負責任的。

而以鄧小平為首的保守派,在1986年夏其實已經令胡耀邦失勢,陷入孤立無援、幾乎無法工作的境地。同年12月,全國一些城市尤其是合肥、上海等大學,發生建國以來首次大學生自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當局稱之為「學潮」。而2016年底正是偉大的「八六學潮」30周年紀念,當局自然又再失憶,可惜連境外、國外華人歷史學術界也毫不重視其歷史意義,實在十分令人失望。

1987年初,鄧小平把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知名自由派學者點名開除黨籍。1月4日,鄧小平通知趙紫陽、萬里、陳雲、王震、彭真、楊尚昆、薄一波到鄧家,傳閱胡耀邦的自責請求辭職信,在場各人都沒有異議。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舉手通過批准胡耀邦下台,由趙紫陽任代理總書記。1月17日後者逝世12周年固然很值得紀念,然而胡耀邦被迫下台30周年,同樣絕不能遺忘,可惜外界似乎都已經全部遺忘了這一重要歷史大事了。

不能忽視的論據

為什麼筆者在談到六四事件殺人動機時,會牽扯出之前兩年半的往事呢?當然是為了質疑英方密件中,輾轉流傳來自鄧小平的「200人死亡說」。論據方面有兩點。首先「八六學潮」時,筆者是當年唯一在大陸低調支持過學潮的澳門學生。在這個過程中,曾經有聽聞來自國內生的小道消息,謂中央在學潮擴大化時,考慮派兵開槍鎮壓學生。筆者聞言自然當作笑話不屑一顧,完全沒有放在心上。這是十分正常的條件反射,因為在六四事件發生前,根本沒有人會相信這種「謠言」是真的。直到六四槍響筆者才像億萬人一樣如夢初醒,想起早就有迹可尋。而這個痕迹,幾年前已經通過第二個論據得到印證了。

在2009年出版的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改革歷程》中提及,1986年底學潮發生後,鄧小平在要求開除方勵之、王若望出黨時,責問胡耀邦說早就說過要開除這些人黨籍,但為什麼一直沒有按指示去辦。至於對付學潮,鄧早在1986年已經主張「採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採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云云。

這是胡鄧兩人自1984年以來對自由化問題的正式決裂,同時證實了早在1986年底,而並非1989年初夏,鄧小平就已經打算殺人。這把六四事件的思想源頭,整整推前兩年半。熟悉中共詞彙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及其歷史,自然知道包括從肉體上消滅的方式。

故此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及「四.二六社論」發表翌日,鄧小平已調動第38軍步兵第112師、坦克第6師、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等進京。他從八九民運一開始就已經打算血洗天安門,而絕非「衛道之士」所謂「學生市民不知所進退,迫使其出兵鎮壓」。以鄧小平這樣一個指揮過淮海戰役的高級將領,其心目中所謂的「慎重」,到底以200人抑或20萬人更接近事實?你懂的。

文:黃東

作者是澳門軍事評論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