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脫歐看香港問題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英國脫歐雖已成定局,但肯定會對香港投下一道長長的陰影。公投結果對香港的最大意義,在於令香港的問題由原本眾人以為是一個特殊個案,瞬間淪為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這對於認清並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具有相當的積極作用,同時亦有助認清香港情况的真正特殊性,為香港找出一條更具體明確的出路。

一直以來,不滿香港狀况的港人普遍認為,香港的問題,特別是有關一國兩制的問題,乃香港獨有,其源頭主要為中央及特區政府,近年更認定梁振英是罪魁禍首。不過,英國脫歐公投讓我們了解到,原來香港所面對的政經及社會問題,例如經濟分配不均、民粹主義抬頭及身分認同被削弱等,在英國以至世界各地已是司空見慣。因此這次公投除了顯示英國國民對歐盟的不信任之外,亦一定程度變成了民眾對支持留歐的精英及卡梅倫政府的信任公投。

從問題的普遍性認清其本質和偽裝性

這些問題落到香港,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原本應歸咎於大財團及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問題,在香港則變成了政治問題,而本土文化及身分認同問題亦被視為陸港矛盾;至於民粹主義者對精英及體制的不信任,在香港就化為對梁振英的不信任,蓋過了眾多爭議本身。

這些問題或矛盾明明與全球各地的情况相近,但其定性及焦點卻被轉換與放大的情况,實為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重心。如不為這些矛盾脫下被刻意穿上的外衣與偽裝,則永遠無法認清矛盾的本質,永無解決的可能。

只不過,作為港人所看重的兩種主要解決辦法——民主制度(實行民主)和民粹主義(反對體制),雖在香港難以量度成效,但在是次脫歐公投中,公投的效果與影響在公投後幾乎立刻顯現,使我們可以較輕易地去判定兩者的成效和表現。事實顯示,對於解決如脫歐般的問題,民主制度與民粹主義基本上只會弄巧反拙,並且暴露出民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

首先,舉行公投本身已反映出政客自己不願負上責任,將責任推給不能問責的選民身上的意圖;另一邊廂民粹政客卻又極盡挑撥煽動之能事,挑動選民的脫歐情緒。公投過後,政客們一個又一個宣布辭職,紛紛逃避責任;選民們在脫歐成定局後見勢色不對,隨即提出舉行「再次公投」,非但盡顯選民的民粹本質,對民主制度來說也是個重大污點。目睹這場公投鬧劇,不少港人應該都不期然感慨萬千,慨嘆民主失靈、民粹誤國吧。

社會正義才是重點

由此可見,在目前的全球大環境中,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實非政治民主可解,反而大部分問題與恢復社會正義息息相關。可是民主國家卻只能依賴其老舊的民主機器來解決眾多經濟及社會問題,有時候甚至助紂為虐,反過來向企業和富人傾斜,令民眾更不信任整個制度,加速社會民粹化。

一些政治哲學家早就認識到這問題,英國哲學家約翰.史超域.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論自由》(On Liberty)中說道,當社會本身成為專制的暴君時,「它所執行的社會專制比諸來自權威當局的政治專制更為可怕。雖然社會專制並不以嚴厲的刑罰為後盾,然而卻很少有逃避的餘地,並且深入生活的細節,乃至於奴隸人的心靈」——目前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的經濟嚴重分配不均問題,已成為了新時代的社會專制,比起政治專制或多數專制更為可怕,人們鮮有逃避的餘地,民主制度對此亦束手無策。

從特殊性中尋找出路

儘管如此,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香港的體制其實存在着不少特殊性。只要我們能活用這些特殊性,因勢利導的話,則有望能夠達至一個跟西方國家不一樣的結果。

香港至今仍未達至完全民主,固然是香港的不幸;但頗為諷刺地,這卻意味着香港可以暫時擺脫政治民主的混亂及無力感,更專注地針對更為迫切的社會正義問題,追求繁榮,致力建立一個有能力的政府。這一點是西方民主國家所難以做到的。

更何况,跟絕大部分的西方國家不同,特區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盈餘及儲備,以致毫無西方國家在金融海嘯後須實施財政緊縮的壓力與需要——須知道緊縮政策是造成西方民粹主義抬頭的一大主因,因此由這方面所引起的民粹主義,在香港是絕對有條件可避免的。

此外,目前發達國家的一大社會問題與警號,乃其中產階級日漸往下流,甚至消失,繼而出現了新窮人階級。不過以香港的財政盈餘及儲備的雄厚,實足以拯救中產階級往下流,制止並扭轉「M型社會」在香港形成。這當中固然須進行相關的體制改革,但也並非不可能的事。

更重要的是,西方政府於2008年金融海嘯中被認為是造成危機的幫兇之一,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相反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在金融海嘯中,並未受到重大影響。所以即使目前香港社會撕裂,但市民還未至於放棄整個制度,人們對政府及制度還是抱有相當信心的。這一點跟西方情况大不相同,實為香港再出發的一大本錢。

最難能可貴的是,是次英國脫歐公投顯示出港人仍是理性的,大多都能夠客觀評判整個脫歐過程及公投結果,並能從大局看待問題,比起西方成熟民主社會的資深選民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出港人的民粹程度不高,仍能以理性為依歸。這對於香港能走出一條不同的路,避開當前西方所深陷的困局,是不可或缺的。

香港如要在全球的普遍性及香港的特殊性之間找到出路,須先了解到西方社會可能已去到一個終局,但我們才剛開局——香港擁有的是後見之明,可讓我們利用西方的前車之鑑,消除大量的不確定性,令香港的未來發展得以少走冤枉路和歪路。在開闢新道路的過程中,領袖們亦須懂得因勢利導、借力打力,有需要時甚至連民粹主義也應一併利用,實行「創造性破壞」,撼動舊有體制及其積弊,為香港迎來久未實現的更新。

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原文載於2016711日《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