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源頭

若干年後,慕尼黑少年殺人事件必成歐洲電影的動人題材,典型的「仇恨暴力」和「復仇暴力」,而這樣的仇,這樣的恨,背景牽涉個人卻亦超越個人,用劇情片的手法拍之,或用紀錄片的方式攝之,皆足啟發思考。

不是嗎?才十八歲的大好年華,本該把精力和心思放在尋夢逐夢之上,卻因仇恨積壓心底多年,鬱結難平,竟然日思夜念的是如何用子彈向人間宣泄不滿,終至屍橫遍地,煮鶴焚琴,因自身的不滿而引爆人間的更多不滿,個人悲劇,集體悲哀,悲上加悲,乃成慘劇。

十八歲竟然積壓了這麼沉重的仇與恨,可憐啊。在德國出生,在德國長大,卻在成長的路途上處處遭受欺凌與排斥,仇恨的根源既是個人亦是集體,終於在一個錯誤的結構裡,選擇了一個錯誤的回應。錯上加錯,少年不知錯滋味,社會同悲,哀痛的是一個又一個再一個的許許多多人。

所謂個人的仇恨根源,是成長路途裡的同輩欺凌。殺人事件後,有同學在網上承認多年以來一直欺凌這學生,德國警方已予調查,相信必會挖出欺凌的實質內容和真相。但,同學們為什麼會欺凌他呢?想必跟社會的集體排外和歧視有關吧?伊朗裔,德國人,卻終究不會視為德國人,out of place,格格不入,怨恨情緒終像洪水般以暴力形式湧出,淹死了自己,亦淹沒了他人。少年兇手據說一邊開槍一邊高喊「我是德國人!」其實等於說,「我也是德國人!」一言道盡所曾承受的萬千排拒。

法國尼斯悲劇發生後,德國《明鏡》記者開車在兇徒每天上下班的路線上來往走了好幾回,結論是,望向車外街道,望向到處懸掛的廣告、標語、口號,盡是法蘭西民族的光榮偉大,但對像兇徒這樣的一位草根外來者、新移民來說,全無意義,不管看了多少年和多少次,仍是格格不入,仍是out of place,彷彿盡是嘲弄和反諷,似在告訴他,海角天涯,你有家回不去,可這亦不是你的家。

當然承受排拒與屈辱的並非只有尼斯兇徒和德國少年,但並非人人都會像他們般選擇兇殘和破壞。集體再錯,個人仍應有個人的理智選擇,集體的錯說到底只是拉拉推推的繩線,個人畢竟不是木偶,自由的意志不見得全盤無能發揮。

而若干年後的劇情片或紀錄片,如何拍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曖昧界線,正是一大考驗,這條難以捉摸的紅色界線,乃悲哀之源頭,面對它,我們竟是多麼無能為力。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