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六四活動怎會沒特殊性的政治考慮?

稍早前中大學者陳健民表示,他悼念六四,不僅是基於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而是出於維護普世價值的考慮。這種嘗試超越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思維當然值得尊重,但從實際的操作來看,這種思維並未成為香港推動悼念六四的主要精神支柱。正因如此,香港在近年才爆發有關應否悼念的爭議。

悼六四者有特殊政治考慮身分認同

簡單來說,我們並不需要否定昔日中共派遣軍隊入城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的暴行,亦不用刻意貶低悼念六四的意義,但時至今日,地球村其他角落也曾不幸發生過程度相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暴行,例如1990年代米洛舍維奇在巴爾幹半島發動種族清洗(南斯拉夫內戰)、2000年代在蘇丹爆發的種族滅絕(達爾富爾戰爭)、由2011年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等,當中不但成千上萬被無辜殺害的人迄今仍未得到平反,而且惡名昭彰的暴行有延續下去的迹象。然而,在香港,要好像悼念六四般情感動員一大群人上街譴責其他地區發生的暴行,以及聲援當中的無辜受害者是天方夜譚的事情(最少至今仍未出現過如此情景)。由此可見,悼念六四的參與者或有意識、或不經意地加入了特殊性的政治考慮或/和身分認同。

相信不用長篇大論去解釋,不少港人也知道支聯會主辦的六四悼念活動年復一年地把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綑綁在一起。這便是其中一種特殊性的政治考慮或/和身分認同:參與者年復一年地到維園悼念六四是由愛國情操推動的,因為他們忠於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所以他們決定每年一度走出來規勸國家不能迴避過往的錯誤和歷史責任。他們亦希望繼承八九民運人士推動國家發展的精神,與此同時,他們認為若然中國的政體不邁向民主化,平反六四終究無望,所以他們提倡建設民主中國。

但不欲受傳統忠君愛國思想枷鎖的人多少對支聯會主辦的六四悼念活動存有負面的觀感。這個問題不是傳統悼念六四活動參與者大肆批評現時年輕人缺乏道德承擔便可解決得了的。其實,近日特首梁振英也加入批評部分人因否定中國人身分而不悼念六四的行列(諷刺的是,那為何他又不悼念呢?),難道這便可令那些批評對象首度/重新參與悼念六四活動?筆者恐怕又再令部分人更抗拒參與支聯會主辦的六四悼念活動而已。此外,單是批評本土思潮不切實際並不能有效地爭取批評對象的支持,其主因是建設民主中國的方向也不見得有什麼曙光(但是,本土派批評民主回歸派時亦須面對自身建議可行性的問題),誠如亞洲民主主權國家南韓迄今也難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建設民主北韓的目標之中。

推動在地抗爭 可算是走出困局方法

其實,無論在道德上硬性要求所有人以中國人身分悼念六四活動,抑或要求所有人跟隨否定悼念意義的路線也是不恰當的。兩者皆會造成把自己的一套強加諸別人身上的問題。無論如何,六四鎮壓的爆發,絕對是香港本土政治的重要分水嶺之一。當年《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訂多時,《基本法》亦接近完成草擬的階段,不少港人對落實民主回歸的主張抱有觀望但不悲觀的態度,但六四鎮壓一事,令他們對中共的看法急轉直下,往後年復一年的悼念六四活動,其實是恐共情緒的反射。更具體地說,當年不少港人的恐懼,是有朝一日香港會被中共同化,即是指香港日後出現六四鎮壓事件的翻版,這種恐慌除了導致「移民潮」的出現外,亦使「民主抗共」的政治主張得以在港抬頭。換言之,由那一剎那起,在香港悼念六四已被賦予特殊性的政治考慮,這非單純以普世價值的考量便可理順之(當然後者在道德上可能會更好)。今時今日,昔日港人的憂慮逐漸變成事實,如各方能適時順勢加強強調在港悼念六四與「民主抗共」的關係,從而推動與中共保持一定程度區隔的在地抗爭,那可算是走出目前泥漿摔角困局的其中一個方法。

(作者按: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反映機構立場)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文:楊庭輝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