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TSA「外國經驗」

吳克儉局長最近舉例,謂加拿大Manitoba(緬省)在1999年取消了類似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評估工具,學生表現因而跌至全國最差。

在加拿大,要找跟香港TSA類似的「系統性評估」,應是由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負責的Pan-Canadian Assessment Program(PCAP)。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曾研究各地的「全國性系統評估」,發表的資料摘要(下稱「摘要」)亦以PCAP為代表。該試3年一次,隨機抽選學生進行,是個低風險測試。

據我所知,緬省參與了所有年份的PCAP(2007、2010、2013、2016),從沒間斷過,未知吳局長所指緬省取消了的是哪個試?

身兼檢討TSA委員會成員的中大侯傑泰教授曾謂:「美國(的TSA/BCA(基本能力評估))會貼出評估成績,令很多學校困擾,壓力比香港大千倍。」那又是什麼一回事?

在美國(也按摘要),可與香港TSA相類比的,應是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NAEP)。該試是全國性系統評估,始自1969年,也是抽樣進行。NAEP地位崇高,但從不報告個別學校或學生的成績,實行了近半世紀,並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也沒聽過該試引發操練壓力。

早前侯教授再發文,大家才知道,原來他所指的(同時又謂葉建源不懂的),並非NAEP,而是在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法例下美國各州自行舉辦的統一測試。

美國各州本無統一課程考試。2001年通過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法例,原意是幫助較弱學生達到一定學業水平,卻演變成一種「測考問責制」(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法例下各州必須對指定年級學生進行統一測試,並公布個別學校的成績。

然而,各州的考試內容仍不相同,達標分數不一,但新制度把個別學生的分數連繫到學校甚至老師身上,學生成績不好,可辭退個別教師、關掉學校,故有說這是「懲罰性的測考問責」(punitive 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NCLB本稱要全國學校在2014年全達標,但證實做不到。2015年通過ESSA,是NCLB的延續,只是給各州政府多一點彈性和時間。

侯教授並沒有指出這種「測考問責制」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分化。美國學校的確想出多種辦法「改善」成績:操練學生、大量家課、因考施教、減教非測考科目、借故不收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老師「通水」作弊等。不少家長也不滿,認為測試扭曲學習本質和妨礙子女正常成長,又無助改善教學,故發起罷考運動。

與香港TSA/BCA理念不符

回看香港的TSA,侯教授的說法有兩大問題。

一、香港的TSA原意只在於追蹤學生的整體表現,並無打算用成績評估作工具對學校施壓(雖然的確有官員這樣做)。侯教授不選擇NAEP而談ESSA(或NCLB)下的懲罰性考試,並稱之為各省自行舉辦的「TSA」,這類比是否恰當?

二、或許有人認為美國的教育過分鬆散、教師不濟學生懶惰,因此得用方法修整鞭策。但請明白NCLB下的考試,目的已超越了「系統性評估」,而是耍手段要學校加強成績表現。近年我們嘗過了TSA操練異化的苦頭,還希望TSA/BCA變成美國的NCLB或ESSA嗎?再者,就算今天當局改變了想法,要跟從美國的做法,是否也應該先清楚交代,讓公眾討論?

香港的具體情況

相信大部分人會同意,香港的課程統一,學生成績不錯,國際成績比較中經常佔優,學校的成績壓力不是太輕而是太重,測考功課不是過少而是過多,競爭不是過弱而是過劇,教師太辛勞而不是懶閒;學生如果成績不好,香港教師會慚愧自責。我們還需要多一個試,加強個別學校的成績問責嗎?

香港學校收生,基本上已是成績為先,而非歐美般的按居住地區入學。已當上band 1學校的,要它們貼出學生成績、支持成績問責,當然容易;但社會上總有收band 2和band 3學生的學校,要貼出他們的成績、用成績進行「學校間比較」,真會提升成績、消滅「落後」的學校嗎?

社會心理學家Donald Campbell曾說:「愈多使用量化指標來制訂社會決策,就愈容易令這些量化指標腐化,同時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壞原本該指標所要關注的事物。」(The more any quantitative social indicator is used for social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subject it will be to corruption pressures and the more apt it will be to distort and corrupt the social processes it is intended to monitor. )TSA原初以為是「基本能力」的忠實指標,卻被扭曲引發操練,結果它測量的再不是「基本能力」了。以為有了數據就有政策依歸者,請勿忘Campbell定律。

文:龐永欣

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前講師、退休中學校長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