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冷感問系列:基哥印象

星期四那天,在正午的烈日下走向立法會,迎面而來全是得勝而歸的面孔﹕黃絲友固然雀躍,雖然贏得僥倖,畢竟是贏,有必要載歌載舞地大肆慶祝。藍絲友看來也並不沮喪,反正「阿爺在我們這邊」,靠山既硬,輸了便不必感到委屈。維持秩序的警察們尚未收隊,然大局已定,無驚無險又一日,總算可以鬆口氣。

整個金鐘,洋溢着一團「夠鐘收工」的喜悅和氣。

走進立法會,保安措施已經即時降級,不僅手袋和人都不用過安檢,我走出電梯後,還糊裏糊塗地尾隨一個職員進了九樓議員辦公室的大門(昨日遇到同樣情况就被擋在外面)。去完洗手間,想起不按門鈴太不禮貌,正要出去按鈴,才發現沒有門卡出不去。

回想昨日立法會的森嚴護衛,對比今日之閒適鬆馳,此一時,彼一時,令我由衷佩服香港人公事公辦的返工態度,覺得這城市還不至於太絕望。

基哥正在走廊打電話,遠遠看見我,連忙招手叫我過去。他的辦公室正是九樓有兩面海景的那間靚房,原來非常曬,昨天已經把我熱死了。為一篇稿費伶仃的報刊文章,我居然捨得跑兩趟立法會做採訪,這還得歸功於基哥的魅力。

訪問馮檢基,感覺跟我上一份工作很像﹕走訪舊區發現一檔老字號牛雜,價廉物美,零裝修,食物是吃得出的良心之作;自有一班識貨的街坊,撐起小店經年屹立不倒──什麼都好,就是生意做不大。

此情此景,我這街外客見了,忍不住仗義跺腳﹕「基哥,你手牛雜咁勁,何不開多幾間分店?你看那家茶餐廳又貴又難食,卻開到通街都係!」只見企檔的基哥滿頭大汗地淥麵,一邊老實八交地說﹕「我都想,但開分店話咁易咩?出邊鋪租貴到離譜,伙計又未必肯跟足要求來做,我得一對手,做得幾多啊?」

馮檢基和民協,給我就是這樣的印象 。

悶、不帥、難辨忠奸?

許多不認識馮檢基的人,都說他悶,形象不帥,既不是律師,又不是闊少,整天開口閉口長者基層扶貧,話題既不性感,本人也沒出過什麼緋聞。最要命的,是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好像很曖昧,可是在立法會投起票來,又全是泛民立場,簡直難辨忠奸。

我做了兩天功課,讀完他的自傳,以及幾本講本地政治的書,反倒覺得此人十分有趣。他出身貧寒,卻一路讀到港大。讀到港大,可又不珍惜,為學生會工作荒廢學業,才一年就被踢出校。要知道,普通窮人一旦成功被知識改變命運,就會一輩子緊緊抓住這根藤,過上安穩舒適的生活。

發動英史最大規模港人示威遊行

再往後看,馮檢基簡直是個異數。他去英國留學,意外遇到加學費。一個窮學生,當上學運領袖,在人生地不熟的英國,帶領一群富二代官二代的香港學生,發起英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港人示威遊行。假期飛回香港,他又促使港英政府設立教育基金,以便讓後來的留學生得以紓困。

他一直都很窮,卻全無窮人的自卑、怨恨與得勢不饒人。他的觀念,比許多站得比他高的人更超前。待到和他交談,我就看出為何他在政壇不出眾:他太溫和,而且講話很不方便剪輯。譬如長毛,你給他三十秒,他馬上可以講出一段有聲有色有新聞點的話來,寫報紙的照抄,播電視的照剪,皆大歡喜。馮檢基沒有這個本事,在這方面他很吃虧。我看不過眼,於是採訪他兩次,回來幫他提煉語言。

席揚事件「管不了那麼多」

有一件事,如今人們早已忘卻,我認為很能反映馮檢基的性格。1994年,席揚事件震動香江,民協是唯一派代表上京請願的本地政黨。此事書中只一筆帶過,我心想﹕不對呀,當年那樣的政治氣候,他們怎麼敢做?又是怎樣做到的?

拿這件事去問馮檢基,他沒想到我會提起陳年舊事,笑着回憶﹕「我們在香港收集了一萬多個簽名要求釋放席揚,覺得無論如何也要送去北京。民協有九個代表去北京開會,去之前定了五個死士,另外四個不知情,因為覺得那四個比較膽小。派第十個人帶着簽了名的橫幅,搭另一班機,住另一間酒店。會議有三天,到第二天晚上,我們告訴記者明天到法院等我們,有新聞。誰知早上到法院一看,公安局就在對面,真是嚇出一身冷汗。拉起橫幅叫口號拍照,接着公安就來了,連帶記者全被請進法院,大門一關,扣了兩小時,不過到下午總算放我們搭飛機回來。過程就是這樣。」

「不怕啊?」我問。

「怎麼不怕?可是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應該做。」他說。

「可能得不償失呢?」我問。

「不知道,決定是要做。」他說。

「大陸有沒有生氣?」我問。

「管不了那麼多。」他說。

我很記得1981年李柱銘第一次去北京,到那裏才猛然驚覺講錯話的後果會很嚴重,思想掙扎了一番,主要是顧慮老婆孩子,但終於決定「做人不可以太自私」。1994年,馮檢基和他追了十八年的老婆結婚才兩年,去北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認為他的勇敢來得更偉大。

文__王雅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