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民主

七一將近,轉眼又20年。候任特首的組班工作,也接近尾聲。傳媒透露的消息,新政府高層主要來自資深政務官,另加留任的「梁粉」或「西環屬意的人」,意味着林鄭月娥的管治,將很難突破香港社會的困局。因為,過去廿年積累的經濟及政治兩極化矛盾,正是在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的「西環-政務官-西環」管治循環下生成的。

放下政改 主打教育?

循另一個角度觀察,林鄭政綱中忽視政改、主打教育,大概也顯示了她認知上的局限。當政府缺乏民主發展的願景和政策、學校缺乏民主制度和程序,能辦好教育嗎?如果重視理解、知識、倫理價值的教育工作做不好,又如何「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氣氛和共識」?投放50億元經常開支,又考慮把180億元的財政額外盈餘中「相當部分」撥入「研究基金」,資助大學研究,這些「花錢大計」,是否真正針對本地教育的根本問題?倘若整個社會都缺乏民主素養和行事習慣,由政府到學校都未能建立民主的制度和辦事程序,如何保證數以億計的金錢投入用得其所——改善學校教學的成效,解決香港教育長期積累的問題?

歸根究柢,教育是為了「讓學習發生」。讓學習真正發生,最好的方法是因材施教,前提是教育工作者必須理解每個學習者的需要、興趣、關注和能力,而民主的制度和過程,包括每個學習者均擁有平等發聲的權利,並積極參與公共的討論甚至決策,較容易讓每個學習者的需要、興趣、關注和能力浮現。香港學校教育的根本問題,是學生以至教師的自主學習動機並不太高,在忙碌地應試、交差的上課及工作環境下,也缺乏空間和精力持續學習。缺乏時間心力學習的教師,自然無法有效地鼓勵學生學習;缺乏動機和自信的同學,亦難以獨立地求學解難。這種種都與本地學校教育的政策訂定、規管執行過程中不太重視學習者的需要、興趣、關注和能力有關。

50億元經常開支,大概可讓幼師增薪、中小學校可多聘一兩名常額教師。但這能夠解決大部分教師和學生所面對的工作過多、壓力過大、缺乏學習動機等問題嗎?倘學校管理層由於缺乏師生的參與和監察,導致用人不善、資源錯配,新增開支的成效恐更成疑。

要真正針對問題,必須首先進行系統的檢視盤點;但特區政府過去20年欠奉,未來也不見得認真對待。坐擁龐大資源的當局「hea做」,民間有心人只好以小本經營的方式,為社會的重要事項補白。如果林鄭的教育團隊以至所有教育工作者仍不甘心於交功課式地「打好份工」,大概都應仔細讀一讀林茵的《教育不止一條路》(下簡稱《教路》)。

教育不止一條路

《教路》的作者林茵,在極有限的資源下,用兩年多的時間,以獨立記者的身分,記錄了兆基創意書院10年的教育實驗,仔細地描述學校教育中面對的各類問題,包括有心的教師碰到的種種障礙、困難和挫折。有趣的是,除了建校前期多媒體劇場等硬件被刪掉,以及建校10年後老師的加薪要求,書中有關學校物質資源需求方面,着墨並不算多。相反,不少受訪師生所懷念的,是建校初期臨時校舍的簡樸卻充實的日子,很多有意義的師生學習正是在物資匱乏時發生。換言之,大量的資金投入,並不是改善教育的充分和必要條件。

在考入大學才算成功,但政府卻只提供18%的學位的社會脈絡下,全港大部分中學生注定都會成為「被失敗者」。作為一所高中學校,創意書院接收的學生,不少也是經歷了9年小學初中強迫教育的「被失敗者」,因此師生所共同面對及處理的學習問題,可算是香港教育的縮影。《教路》觸及的教育議題,包括如何統合知識和技藝、創意與實用,也探討了自律、懲罰、考評、教學法等與學習的關係。此外,書中花上不少篇幅,討論了兩個十分重要、關於民主和教育的連繫的問題:其一是自主學習與學生自治的實驗,另一則是教師參與校政時面對的局限和挑戰,而兩者都與民主直接相關。

書中受訪教師反覆提及的,是學生過去經歷的挫折,令他們失卻對學校和教師的信任,容易對所有權威和規管都心懷怨恨和反叛,結果只為自己留下了「順從學校」或「拒絕受教」的兩種選項。為此,創意書院的管理層和教師,嘗試引入民主自治、自主學習等理念、制度及教學安排,希望能協助學生開拓視野,提升學習的動力。與此同時,學校創辦初期,教師充滿理想能量,學校管理層亦經常鼓勵教師參與校政、全民討論;然而,這些結合學習與民主公共討論的嘗試,隨着學校人口的增長,逐漸碰上種種障礙,包括人多口雜、難達共識,又或是論點重複、無法推進,結果是冗長的討論卻缺乏新意、深度和質素,自然難以扣連現實問題或師生的關注,更遑論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與教育當局的規管監督有關,但這些障礙並非僅來自政權框限下的反民主校政設計,而同時也根源於師生所置身的文化/社會脈絡,以及從中孕育的工作/生活習慣、價值取向和精神面貌。

民主也不止一條路

經歷了過去20年的社會轉變,尤其近5年政權建制借助「欽點」及功能團體之力,有權盡用,但表現卻每况愈下,經常犯低級錯誤(例如最近的「浩鼎門」),相信很多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大概都會認同民主的重要。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至之後的區議會、立法會選舉,正體現了民間對民主選舉的重視。然而,民主卻並非僅是選舉,也不局限於任何形式的制度安排,例如公民提名;民主同時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當中包含特定的生活習慣和精神氣質,也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意願、能力和行為。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人跟人的連繫千絲萬縷。當每個個體或群體當家作主地行動,不可避免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因此民主的實踐,必然蘊含群體之內和之間的商議協調,而投入公共討論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不幸的是,在當代香港,能夠有效協商不同的民主訴求的對話溝通,變得愈來愈困難。值得留意的是,除了近5年中港政權的語言偽術、經濟掛帥、不忌憚製造社會撕裂的管治手法,阻礙了認真而建設性的公共討論外,不少渴望民主的青少年,在各種體制的局限下(如超長工時及社交媒體的設定等),其實也不太熱中於透過公共討論理解分歧、尋求共識及商議出路。最極端的是雨傘運動期間的「反大台」和「不要小組討論」;但更普遍的則是缺乏耐性聆聽,也不習慣於建設性地處理差異。結果往往是各自表述立場,不斷重複自我相信的觀點習見,然後得出了「討論沒有實質意義」的結論,陷入否定公共對話的惡性循環。

《教路》一書所記述的全體學校師生民主實驗,也不能完全超越及克服這些不太有利於公共對話的社會脈絡,但卻為想走另一些道路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從挫折中學習的經驗和方向。

尋找新的公共討論

否定公共討論的意義,影響深遠;當中最嚴重的,也許是中斷了作為一個連續過程的民主踐行,同時降低了教育的質量。當個體對公共討論或公共政治失卻信心,很容易想退回狹小的「私領域」,如家庭生活或職場工作,甚至個人的「小天地」——儘管這些「私領域」其實是無法完全斷絕於公共政治影響之外。然而,對反民主的政權建制來說,愈來愈多民眾從公共政治/討論中退卻,正是求之不得的美事。

因此,持續不斷的公共討論、發展認真而建設性的對話,是民主政改不可或缺的環節,也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工作的核心要務。為此,如何清除阻礙公共討論的層層關卡,成為所有關注民主和教育的朋友的重要工作。

建制派的表現每况愈下,產生的客觀效果,是同時把整個社會的公共討論水平拉低。當中學生也很容易以「考試出貓」的例子,駁倒資深建制大老的低水平發言,意味着公共政治的對話,已無法有助深入地理解問題、釐清分歧,更遑論尋找出路。而傳媒的「中立」操作,找不同政治立場的對手作「平衡」發言,只要任何一方面皮夠厚,就會不斷再生產愈來愈低水平的爭論。不斷重複立場先行的習見,「講來講去都係嗰啲嘢」,自然「趕客」,令民眾失卻參與公共討論的興趣,進一步影響對話的質量。

要超越及克服公共對話的低水平惡性循環,首先不要「陪佢癲」——以低層次的老生常談批評低層次的言論,而僅追擊及羞辱發表低水平言論的公眾人物,如網絡的「二次創作」或「惡搞」,也不足夠。我們需要同時開拓新的討論方式和倫理,發掘更有創意而深入,但同時與民眾的需要、興趣、關注和能力密切相關的論點和視角,盡量避免陷入「正vs.反」、「左vs.右」、「民間vs.建制」、「規管vs.放縱」等非此即彼的兩極選項,而是嘗試回到問題的根本,例如深入探問「政改」或「教育」是什麼?想解決什麼問題?循此介入討論,尋找二元對立以外的另類視野,以至新的理解和解決問題的角度。

教育,以至政改,從來都不止有一條路。這大概是《教路》帶給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啓示。

文:許寶強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