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的公民實踐該如何走下去?

曾老師問:「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和對本土社會的歸屬感日漸提升,他們參與社會政治的預期代價似乎也日增,唯成效卻未必顯著。老師可為學生做什麼?

溫同學問:「在兩代人價值不同下,現時政府應如何看待十年後、二十年後由現時青少年接手的「未來」政府?

張往老師答:「本土」近來成為流行口號,是鼓動人心的旗幟;但公民社會中對於何謂「本土」仍未有充分討論。人們爭相高舉「本土」二字,區分「我者」與「他者」。然而,認同「香港人」的身份是否代表認同「本土」立場的政見?反之又如何?我認為:任何人「以本土為優先」作為基礎參與政治,必須證明其論述,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因此,真正對香港有歸屬感的人,按理應會與真正的「本土派」站在同一陣線。

當下社會其中一大困境實是:不同的人對名義上共同的身份(即「香港人」),其認同呈現巨大的差距。眾人看似異口同聲,但又似乎互相對立,爭奪話語的詮釋力量。這現象似乎就是今天我城的一重迷霧。

社會充斥愈趨明顯的矛盾,作為中學教師,首先要跟學生討論的是:我們如何理解矛盾?

在我還是中學生的年代,年輕人對社會時事一知半解,可能是絕大多數同代人的集體回憶。於是我要叩問的是:「青年人的公民意識是如何形成的?」記得第一次上街參與遊行,是2003年的七一遊行——我當時相約是幾位同班同學,走進群眾裡,跟著喊口號,聽著陌生人宣泄對政府的不滿……那年我只是一個中三學生。在高中年代的課室裡,幾乎沒有老師會談論時下社會政治的話題,即使修讀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課程內容也不會觸及當下社會。至於通識科,在中六中七時期,只算是冷門的選修科。

每個年代的人在學習生涯中接觸社會的方法和深廣程度,實有截然不同的經歷。誰都不能斷言,只有某一年代的人才有公民意識,或某一年代的人比另一年代的人在這方面更優秀。所以,今天顯得躁動的年青一代,必須易地而處,以理解、說服或改變對方既有思維的原則出發,這形式的社會政治參與便已經自證其意義和價值。至於代價和成效方面的思考,我更願意先放下,原因在於:評估預期成果並不是驅使人作出行動的起點,只是思考和實踐之間的中途站;更重要是,沒有人可準確預計未來的一切可能,而是非功過在很多時候更不是個人所衡量的。雨傘運動發生以來,人們常提起「勿忘初衷」,這四字反映的價值觀,正是對人生有所追求的人,應時刻儆醒自身的:「我們希望將來生活在怎樣的城市裡?」

今天,年青一代公民意識的提高,早已不是主要依靠正規學校教育所培養。網絡平台和媒體的發展,是提供社會時事資訊的重要渠道。有人常言「世代之間」出現過去未曾出現的價值矛盾,而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甚至社會危機。在我看來這是偏離真實的。在開放和多元的社會中,有不同看法的形成、出現和討論,絕對是自然現象,也是健全的公民社會應有的氣質。正如在課室裡,教師永遠樂見學生主動提出問題、質疑和看法,敢於表達個人立場更是勇氣的表現。學生問題學生想,而非「老師問題老師答」,這才是學習的本質。現時政府該如何看待年青一代的意見,答案便如上所述:維護社會多元開放的空間,讓真正的意見得以表達,每一個年代的人都可暢所欲言;而非固守基於過去的標準和判斷,妨礙其他聲音的形成。言論自由的底線,應在於是否對他人構成傷害,即暴力的出現。若不違反這原則,作為政府抑或作為獨立的公民,也應接受和尊重一切意見的表達。

古語有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社會本來就是在不斷變化,只是對生活沒有真切觸感的人難以體察而已。任何追求社會現實有所改變的「香港人」,其實都在實踐公民責任和行使公民權利——渴望「改變」並非年青一代的專利,如何「改變」也並非年長一代所宰制。明白這一道理,對於熱切參與社會政治的人們來說,便是無往而不利了。

文:張往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