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市民政治對香港政局的啟示

特首選舉後,筆者所寫的4篇評論,都圍繞着一種新型市民政治的崛起,以及它在香港的最新發展狀况,筆者希望以這篇作一個總結,探討新型政治對香港政局的啟示。

所謂的新型市民政治,是指隨着社會的變遷,出現了一批新型市民/選民,他們擁有較高的政治認知水平和抱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政治參與程度亦較高(不限於選舉),普遍對問題(issues)和候選人形象而非政策較感興趣,對政黨的依賴度亦較低。不能否認的是,這種市民政治亦帶有一定的民粹性。

政治模式與生態的高速進化

這種新型政治在香港迅速冒起,與2015至2017年密集連續的選舉年不無關係——頻密的選舉促使政治生態及模式高速進化,在剛結束的特首選舉中,大幅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這種新型政治的嶄新性和獨特性,以及它在曾俊華的競選工程中所產生的威力,在中央及林鄭月娥陣營需要以洪荒之力,才能贏得選舉中已表露無遺。只不過,曾俊華陣營一定程度也是這種新型政治的「受害者」——由於這種政治模式及相應的政治路線也實在太破格,中央及建制派根本全然不懂,因而亦無法信任,以致受到建制派的排斥,最後只能接通泛民。

全盤掌控反而激發模式突變

因此,特首選舉實際上暴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就是中央以至整個建制,對於逐步與世界先進工業社會的政治潮流接軌與同步的新型市民政治,是毫無準備且無法應付的。事實上,這也是早就種下的「果」——中央在香港實行「沒有執政黨的政黨政治」,最後無可避免地只剩下政治能力欠奉的管理型政府,以及連寡頭壟斷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cartel party)的本分也做不好的「保皇黨」。而為了挽回劣勢,中央又積極控制香港的主要傳統媒體——在各方面加強控制的直接後果,就是激發出原本模式所無法應付的新政治模式與生態,本質上就是一種變種或突變(mutation)。於是新型市民政治以及在當中擔當關鍵角色的數碼政治便應運而生,兩者恰恰是建制派和傳統媒體所無法掌控的,這絕對不是偶然。

由此可見,中央如果以為建制派對議會和主要傳統媒體的掌控、港獨分子的挫敗,以及泛民的相對弱化,就認為成竹在胸、大功告成的話,這實在是一種虛偽的安全感。假如建制派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的票數已達極限的話,那麼其情况更是岌岌可危,因為建制派在新型政治面前,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所以建制派在往後的選舉中失去議席也不足為怪。

因此,中央和建制必須放下這種虛偽的安全感,並且設法滿足市民所追求的更高水平的政治,而積極為建制派進行轉型和革新,否則很可能將在快將到來,由或於2018年舉行的立法會補選揭開序幕,直至2024年立法會選舉作結的超級連續選舉年裏,面臨重大變數,甚至有兵敗如山倒之虞。故此有關部署已是刻不容緩,難有其他選擇。

首務為正確解讀民粹主義

新型市民政治的出現對泛民一方也不無啟示。在剛過去的六四悼念爭議中,支聯會及一眾支持者竟受制於一小撮本土派學生,反映出泛民仍未能解決佔領運動後,民主運動與新興民粹運動之間的矛盾。然而,新型市民政治實質上就是一種經過溫和化和主流化的民粹政治,這也是為何筆者一向稱之為「體面的民粹主義」(decent populism),實質上已相當程度理順了民主與民粹運動之間的矛盾,因而逐漸成為香港政治的一個新的公約數,問題只是泛民能否接受民粹主義已成為一種主流這一基本事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自佔領運動以來的種種政治亂象,其實很可能是源自各方對在香港屬嶄新現象的民粹主義的錯誤解讀:例如中央將民粹主義重點解讀為港獨;政府和社會將之視為青年與學生問題;建制派則傾向視之為西方與反對派的圖謀;而泛民又將它當作激進派和本土派的問題——各方只管各自解讀,情况就像盲人摸象一樣,徒增爭拗及矛盾,於事無補。

民粹主義已成為當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環,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各方不應過分排斥和解讀民粹主義,反而有必要「擁抱」民粹主義,以便更客觀正確地解讀以至疏導它,這才是掌握今後主流政治的不二法門。

文:袁彌昌(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