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暴力衝突與小販無關?還原小販政策爭取的聲音

猴年初一晚的旺角街頭暴力「衝突」事件,引起港外傳媒及普羅市民的高度關注。除了要求嚴刑峻法外,社會各界也有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中立研究是次事件的觸發因由及深層矛盾。可惜,政府拒絕成立委員會,更急於把事件定性為「暴亂」,更派出各級局長官員輪流強調事件與新春期間小販管理手法無關。我們能夠接受這個說法嗎?

每年新春,香港街頭總會出現流動熟食小販,一方面填補各色休業食肆的位置,另方面也默許無牌小販售賣地道美食,讓基層小市民增加個人收入的同時,亦增添了節日的熱鬧氣氛。近年間聲名大噪的「桂林夜市」便正是其中一例。

可是好景不常,自2015年的新春開始,政府在民建聯區議員的投訴及大力施壓下,全力取締「桂林夜市」。部分走投無路的熟食小販自上年開始,唯有轉戰旺角,埋下了最後在旺角衝突的近因。食環署的驅趕行動與本土派及市民的支持行動,其實亦早在上年度的旺角街頭已經發生。這兩年的分別只是:上年因為人數眾多,警方及食環署見狀而放棄驅趕行動,最終和平收場。但明顯地,今年對峙的雙方更有準備,且更為激烈,以至由驅趕/保衛小販,發展到武力衝突。

政府不自覺 為衝突提供土壤

說回今年的狀况:早於年廿九晚,已經發生了分別在觀塘及深水埗,最少兩宗無牌熟食小販被逮捕檢控的事件,本文其中一位筆者正是當事人,可資親身證明政府是「早有預謀」,打算繼續以殺雞儆猴的形式,全面取締各區的熟食小販,並未有如一眾高官聲稱已放寬容忍熟食小販。

筆者當晚起初伴着小販們推車,嘗試開檔,埋伏區內的食環署職員及警察,便已一大隊人亦步亦趨地施以壓力。及至筆者開火叫賣時,食環署職員既沒有口頭警告,亦沒有像以往般先嘗試驅趕了事,而是在10分鐘內便直接拘捕筆者。其執法手段之嚴厲,與高永文口中所說的沒執法意圖根本大相徑庭。

而同晚,屯門良景邨又發生疑似黑社會「管理員」武力禁錮小販。更令人震驚的是,到場警員並未積極查證「管理員」的身分,更以事情發生在私人地方為由,避開介入當時的糾紛,予人「警黑聯手」的印象。政府當局並不自覺,這種種累積下來的不滿,正為初一的衝突提供了土壤。

事後推論轉移視線 沒事實根據

發展到年初一晚上,不同的團體都有呼籲支持者晚上到旺角聲援小販。年廿九因公民抗命被拘捕的筆者,亦有到場繼續與小販抗命。雖然所在位置與「朗豪夜市」有一點距離,但仍透過現場人士的複述得知警方到場,是因為食環署職員嘗試執法不果,被示威者驅趕而向警方投訴。

高永文局長強調食環署同事當時只是例行巡邏經過,實乃不盡不實的掩飾。更確實的畫面是,為數五六十人的食環署人員的確出現於旺角現場,並已預先通知大批警方人員到場配合,形成與本土派及聲援市民緊張對峙的局面,終至不幸地擦槍走火。

有說小販並未有參與是次暴力衝突,而後來被捕人士當中亦沒有一個是小販,所以可以證明事件與小販管理無關。這種牽強的說法同樣是有欠公允的。如果初一旺角現場當時沒有支持者在場,食環署人員真的就不會採取行動嗎?觀乎上述今年新春期間持續對熟食小販的打壓,這種事後推論無疑只想轉移視線,沒有事實根據。如果食環署不是趕盡殺絕,深水埗的小販需要轉戰旺角嗎?旺角街頭需要出現市民保衛小販營生的場面嗎?而最終雙方對峙的局面又會爆發出不幸的暴力衝突嗎?

縱使高永文局長取巧辯說,發生事件的油尖旺區議會從沒有提交熟食市集的建議,但明眼人都知道提出熟食市集建議不會有結果,行政部門都是會將建議拖垮。

無可否認,這一場近年罕見發生的暴力衝突很值得我們關注,而事件的成因亦必定是錯綜複雜,有近有遠。但在未有中立客觀的資料蒐證之前,貿然否認事件與小販政策有關,無疑只是企圖矮化示威者的社會理想,抹黑他們成為社會秩序破壞者。這對於了解年輕人對於政府及警方的憤慨不滿沒有幫助。

將騷亂視為個別行為 掩耳盜鈴

正如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亦曾明白,暴力事件不單與偶發的罷工事件有關,更與當時的社會民生及反殖反資的國民身分有直接的關係。將騷亂視為個別人士或團體擾亂社會的行為,其實只是掩耳盜鈴之舉。魚蛋的歸魚蛋,縱使政府多麼不願,也要正視小販墟市已演變象徵着香港的本土精神。任何觸動本土身分的社會議題都是火藥庫,足供爆發危機。

小販政策未必是暴力「衝突」的唯一及主要的成因,卻必定是事件的其中一個近因。沒人願見人命損傷,但如果政府仍是昧於形勢,無視小販政策及中港深層次的管治矛盾,最終只會面臨下一波更大的抗爭衝擊。

作者劉小麗是香港專上學院講師,梁志遠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文:劉小麗、梁志遠

原文載於2016年3月1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