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警民衝突 特區已陷「劣治」

2016年2月8日至9日的旺角警民衝突事件,警員開槍,衝突升級,開槍的鏡頭播放,驅使更多市民加入抗爭的行列。縱然是次衝突早已平息,梁振英政權及其支持者迅速及刻意重複使用「暴亂」、「暴徒」定性事件,警方以暴動罪拘捕及起訴示威者,但事件早已反映特區政府已經由「不能管治」倒退至「劣治」。

不少評論用「不能管治」來形容當下梁振英政權,但此概念實有誤導。

梁振英主要依賴中聯辦、政團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及地方的社團聯會,加上他競選時及任職後在不同專業及社會界別中的支持者,之後被委任官方諮詢機關及各大專院校的校委成員或校董,梁振英成功建立他的權力網絡,並透過網絡入侵不同的範疇,旨在把他認為對他的權威及統治構成威脅的人剷除,無論是不發電視牌照給王維基,到港大校委會否決委任陳文敏。結果,梁振英造就無綫一台獨大,而無綫新聞及其資訊節目更成為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的官方喉舌,專業操守早已喪失。在大學層面,院校自主早被特首委任的成員及明哲保身的在校成員蠶食得體無完膚。

社會回應當下局勢的3個選項

如果「劣治」旨在把自身的權力無限膨脹,變得「地位超然」,甚至希望為明年的連任作充分的準備,社會回應當下的局勢,有以下3個選項:

(1)逆來順受:因為他們深信梁振英的背後是中聯辦,中聯辦的背後是中共,香港人根本無法抗拒,有人怕亂影響生計,有人一味用「討厭」/「唔識政治」做藉口,於是他們的沉默與無知,鼓勵了特區政府施行劣治;

(2)消滅良知與認知:由林鄭月娥的「官到無求膽自大」,到袁國強的「無一地兩檢打擊經濟效益」,加上主流親政府媒體歌功頌德、推波助瀾,對反對的觀點視而不見、扭曲抹黑,劣政猶如癌細胞加速擴散;

(3)抗命不認命:由2014年政改,到佔領中環演變成雨傘運動,不少香港人堅信命運自主,由示威抗議,到在地佔領,旨在迫使特首、政府回應民意;可惜,政府不但拒絕回應,更利用恢復日常生活及社會經濟秩序為藉口,鎮壓民間的抗爭。

政府不但不深切反省,反而領導層的官員不斷抹黑自欺欺人,甚至利用警隊打壓民間的抗爭,導致警民關係不斷惡化。

警隊被利用 成政治工具

當警隊被政府利用成為政治工具的時候,警隊的任務不再是維護法紀以恢復秩序,而是充當統治者的武器,旨在阻嚇及消滅統治者認定為威脅統治的勢力及行動,特別是針對梁振英政權的示威。2014年的七一遊行,遊行的領頭車司機及負責人被指違反「不反對通知書」等罪被捕,被警方沒收身上手機,嚴重侵犯私隱;之前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示威,示威者被反黑組探員帶上警車後多次毆打,包括打心口、扯頭髮及掌摑。

執法人員故意使用暴力針對或虐待示威者,以「捍衛公權力」及「維護法紀」為藉口,將憤怒及仇恨發泄在示威者身上,既可以殺雞儆猴,恐嚇其他人如果參與反政府示威,必然會有如此下場。過程中不斷認定對方是人渣、敗類、滋事分子、罪犯、暴徒,甚至是「恐怖分子」,他們的工作正是要「替天行道」,為社會「除害」。以語言及肢體虐待被捕人士,在弱者身上展現個人虛假的「英雄主義」、「正義感」、「除暴安良」及「威猛」的形象,純粹滿足一己的虛榮及權力慾。加上長官的鼓勵及監警會的無能及偏袒,進一步助長歪風。

合理化暴力執法 靠親政府媒體

要合理化警察暴力執法,唯有依靠親政府媒體,借助政府官員及社會經濟精英的言論,不斷強調被捕人士及示威者為「暴徒」、「暴民」、「滋事分子」來掩飾。建制派政團及組織在地區不斷宣傳,街邊的橫額、貼在公眾地方的文宣、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探訪問候受傷警員以建立正面形象,同時也為了選舉爭取支持者。部分親政府組織利用社交平台不斷鼓吹類似「開槍殺暴徒,市民支持你」等言論,唯恐天下不亂。

上述的舉動,不單止加速摧毁警隊專業及中立的權威形象,間接為日後更大規模及激烈的不服從運動,奠定堅實的基礎;更多人質疑警察是維護法紀,還是知法犯法?警隊是否尊重法治,還是破壞法治?警方是執法機關,還是政治工具?

最重要的是,當更多人不再容忍劣法,不再容忍暴政及暴力,再不懼怕警察暴力執法,前仆後繼,加上前線警員的「意外」反應,引致參與者死亡,到時特區政府的領導層及親政府媒體無法編織謊言掩飾事件,掩飾事件背後的暴力,掩飾事件背後的罄竹難書的劣治。當政府再製造事端及衝突時,不單止無法抹黑反對勢力,反而為自身埋下政治炸彈,帶動劣治機制背後的價值觀(暴政及暴力合法化、合理化及正常化)崩潰,才是特區政府的死穴。

作者是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2月18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