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篡漢:延續強硬治港路線的真正代價

以前筆者在〈官渡與赤壁:兩場特首選舉〉(《明報》,2016年8月13日)一文中,指出2012年特首選舉的歷史意義,就如同東漢末年的官渡之戰(200年),是一場建制的內戰,是梁振英(曹操)與唐英年(袁紹)兩個利益集團和階級的鬥爭:唐英年代表的是在回歸以前一直掌握香港意識形態與經濟命脈的大財團利益與秩序,企圖染指政壇;而梁振英則是要終結香港傳統「政商霸權」的統治,同時主張加快陸港融合、以法治港。結果如易中天所說,寒族的曹操戰勝了士族代表袁紹 ,袁紹的「士族儒家」政治路線,為曹操的「寒族法家」路線所取代,改變了整個局面。

處理「梁振英問題」

而梁振英當選後的情況,亦跟曹操的遭遇相似:曹操打敗了士族階級,想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因而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這正是梁振英政權所面臨的困局:其施政團隊缺乏「士族」(唐營)支持和參與,出現了認受性不足和施政維艱的問題。而士族與曹操的對立,實質上也跟商界與梁振英的矛盾如出一轍。
另一方面,梁振英的勝利同時強化了強硬治港路線的發言權。強硬路線的增強,意味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東漢)的空間日漸收縮,因而產生了所謂的「漢魏矛盾」——隨着曹操封公稱王,心繫漢室的漢臣如荀彧等被肅清,情況與目前曾鈺成等建制良知派被邊緣化無異。

之不過,就像士族和曹操因互相敵視而陷入困局,梁營與唐營難以化解的分歧,也是令香港管治陷入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亦直接令中央權威受損。不過跟東漢末年的情況不同,士族與曹操的對立在曹操有生之年也難以得到消解,但換到香港,則只要讓梁振英放棄連任就可有望解決。

中央於是決定不讓梁振英連任,企圖派唐營和商界不厭惡的林鄭月娥頂上,就滿以為是一記妙着,終於找到了解決辦法。殊不知以林鄭充當「梁振英2.0」,實際上就等於以曹丕代曹操——曹丕雖是曹操的繼承者,但其政治路線卻與曹操的完全不同,並直接埋下了日後司馬篡魏,甚至五胡亂華的伏筆,導致中國陷入長期分裂。

曹丕代曹操 引狼入室

為什麼說曹丕的政治路線與曹操的是完全不同呢?上面也提到,曹操建立了一個非士族的「寒族法家」政權,但曹操一死,曹丕繼位(220年),屬於士族階級的陳群,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曹丕採納陳群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以選拔官吏,擴大政權基礎,但實質上卻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後在士族內部按照家世和門第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少看賢愚,所以制度到後來,中正官被門閥把持,世族為維持門第血統,婚姻必擇門當戶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曹丕下令實施九品中正制,使門閥士族的政治特權得到確立和鞏固,以換取他們對曹丕篡漢及曹魏政權的支持。沒過多久,曹丕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下當了皇帝。於是東漢滅亡,曹魏政權建立,可是曹操的政治路線卻被拋棄,其努力最後反為士族作嫁衣裳,為士族迎來勝利。

換到這次特首選舉,其實性質並沒有絲毫差別:為了延續強硬路線和使唐營與梁營和解,中央和林鄭有必要為香港的「政商霸權」與利益集團再次加冕,否則他們不會願意捧林鄭上台。可是如此一來,必然會導致利益集團壟斷政治、人事的局面,特首亦將淪為傀儡,不得不維護權貴之利益,揭開「權貴治港」的新一頁,這不是讓「權貴治港」借屍還魂、大開歷史的倒車麼?更何況,今天香港與大陸的利益集團互相勾結、盤根交錯,這可不是中央能夠輕易駕馭得了的。

曹丕篡漢 司馬篡魏還會遠嗎?

如易中天所言,曹操的最大失誤,就是為曹丕稱帝創造了條件。曹丕篡漢後,世家勢力日益坐大,只消30年光景,出身世族河內司馬氏的司馬懿發動政變,曹魏名存實亡。司馬篡魏後,晉朝恢復了封建制,封27個同姓王,種下了日後八王之亂的禍根。

同樣道理,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延續強硬治港路線的表面勝利,亦將成為強硬路線徹底破產的根本原因。假使林鄭當選,她必須清還她的人情債,到時候除了政策必須向權貴和利益集團傾斜之外,其他客觀效果實際上亦跟行封建制、分封27個同姓王無異,這將是「司馬篡魏」與「八王之亂」同臨香港。亦與歷史一樣,封建統治階級互相混戰所造成的災難,將迅速激化階級及民族等矛盾,而統治者無法緩和各種矛盾,導致了西晉滅亡、五胡亂華。

因此誰出這個餿主意的,實在是該死!表面上是延續強硬路線和促使唐營梁營修好,穩定香港局勢,但實際上卻會導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利益集團坐大,壟斷香港政治,激化香港原有的深層次矛盾,為國家添煩添亂。獻計的人要不是蠢的,就是與利益集團勾結,中央對此不得不察。

以史為鏡 可以知興替

由於曹操與曹丕的失誤,令中國陷入了自220年曹魏篡漢,到589年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共369年的混亂時期。而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所埋下的惡果,也要到隋代,隨?門閥制度衰落、科舉制度實現、政治路線改為「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釋三教合流,才得到比較圓滿的解決。

這一點換到香港管治上面,就是須打倒「政商霸權」(門閥制度)、開放權力(科舉制)、採取溫和路線(儒家思想)及容許多元聲音(儒道釋三教合流)——這是中國歷史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亦須鑑古知今,莫重蹈覆轍,方可完善香港管治。

文:袁彌昌

作者簡介: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