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4年,用社會包圍議會:不能重蹈第一波的覆轍

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結果,重點不單是世代交替,更加是政治上的基本範式轉移(paradigm change),象徵舊有着重精英的高高在上的代議政治的沒落,着重個人和平等的直接參與式的民主的興起。

在這範式轉移下,當這一批如朱凱廸和羅冠聰等的社運領袖進入了議會後,未來的4年,香港若要成功落實一些重要和積極的轉變,一個可行而又必須的方向,便是用一個由下而上的方式,透過社會包圍議會的運動。但在香港的政治發展上,這其實已不是社會運動力量走進議會的第一波,如何克服建制的吸納和突破鳥籠議會政治的枷鎖,也是新一代社運領袖在進入議會後必須面對的難題。

畸形政制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

在立法會選舉後,很多的評論均分析各方勢力的議席分佈,從而估計香港未來4年的政治形勢。可是,若以這個角度出發,所帶來的分析是既沉悶也狹窄。因為擁有三分之一的關鍵議席的否決權仍然是處於被動,香港未來的4年仍只會和過往一樣,處於停滯不前的膠着狀態。更加重要的是,這個角度的分析忽視了近10年興起的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由零三七一、反高鐵,至2014年的雨傘運動等,透過社會去凝聚力量,從而包圍建制,迫使政府轉變的趨勢。

由於制度上的先天不足,香港的政治制度的本質,仍然停留在1980年代的階段,是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下的政治妥協和互相分贓的產物。「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和「馬照跑,舞照跳」的口號背後的潛台詞,便是維持各方的政治勢力,和當時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不變。所以,真正大變的只是主權,由英方換了中方,但所有回歸談判時的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卻得到確認和保留。這亦解釋了為何在主權更換的變天下,香港的一眾既得利益者,如富豪、地產發展商、新界鄉紳地主等,在回歸後的影響力和財富不但絲毫無損,更有增無減。

但畸形和荒謬的政治制度,雖然足以阻止公眾的利益和市民的聲音進入政府的權力核心,但卻阻止不了公民社會的成長,透過社會上的自由和空間凝聚力量,用社會運動等種種方式和手段,包圍建制及議會,迫使建制內的精英與既得利益者面對現實,正視及回應社會的訴求。

對於用社會包圍政府一點上,政治學者Simon Tormey教授所著的《代議政治已死》(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註1)一書甚有震撼力和啓發性。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由於社會環境及生活條件的重大改變,這包括了教育水平的上升、互聯網的出現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化等,均使到依賴精英(elite)及尊重層級(hierarchy)的年代正式宣布過去。甚至更進一步來說,不少人對建制及精英產生極大的不滿和負面情緒,因為他們既是既得利益者,也長期佔有了政策制定權,必須為目前社會所面對的種種不公義和不合理的問題負上責任。

以上的情况所帶來的結果,便是政治上的參與的範式轉移,依靠精英的代議政治的年代已經過去,人民更踴躍於透過投票以外的直接途徑,包括了社會運動或網上動員,一些無領袖(leaderless)和無固定組織(organizationless)的方式,來繞過傳統的精英和政治組織,來參與政治。Tomrey認為這合理地解釋了為何不少民主國家的投票率長期偏低,但近年人民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關注的活躍度(activism)反升的矛盾情况。他更認為這是一個把民主制度變得更民主,促使直接民主運動興起的可喜現象,有效增加每個人對政治和社會的投入和付出。

社運領袖走入建制 或多或少自投羅網

今次立法會選舉,沒有強大政黨背景及支持的候選人能高票勝出,引證了這股反精英的代議政治之死的現象已來到了香港。事實上,早從「雨傘運動」中如「你不代表我」及「自己香港自己救」的主要口號,已看到了預告的迹象。這是一個有代理人、沒有領袖、人民不會盲目聽從任何人指揮的年代。由於人民才是主人和領袖,所以任何今天站在台上看似呼風喚雨的所謂「領袖」及其組織,也有「快上快落」的風險,這也解釋了「雨傘運動」後的「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的快速衰落的原因。因此,當一個議席的數目只是停留在總數的70分之一的時候,新時代的成功關鍵已不是議席的數目,而是抓緊社會上求變的脈搏。

不過,在樂觀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歷史帶給的經驗和教訓。這已不是第一次有社運領袖透過選舉進入議會及建制。它的第一波是出現在上世紀的80、90年代,當時的港英政府正積極以代議政制的方式推行民主化,先後設立了區議會及在立法會引入了地方直選的議席。當時的社運領袖在思考是否參選時,也面對了兩難及一番掙扎。社運的起源就是不再信任現有的制度,目標便是把它改變。所以,社運領袖參選,選擇走入建制,或多或少是有自相矛盾和自投羅網的意味。進入議會一方面很容易使社運領袖的意識形態被同化,意志及力量被議會的程序慢慢吸收和消磨,但最諷刺的莫過於透過自己的參與,變相否定了自我原先的價值,增加了對手制度的合理性及公信力。而當年出現的情况,正是代議政制成功吸納了社會運動,使之後香港的社運出現了一段頗長的真空期。

每人也站出來出力 才能帶來改變曙光

社會已變,政府不可不變。可惜,「刻舟求劍」是經常被引用來形容香港的政治發展的四字成語,比喻現有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實况存在着重大的距離。當香港的社會狀况明顯已向前發展了不少,出現了廣泛和強大的政治醒覺,連當天無知的小孩也轉眼長大,當權者卻仍然固執,不願意接受轉變,只停留在自己沉醉的年代,尋找一個過時而又不存在的制度。在當權者執迷不悔時,一個由下而上,着重每人也站出來出一分力的直接式民主,由人民取代精英,由社會包圍議會的策略,才能為香港帶來希望和改變的曙光。

參考資料:

(1)Simon Tormey, 2015. 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載於2016919日《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