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鱷:關於DQ案的反面觀點——一個九十後對政治理想主義的反思

當每人的心裡都有著一股相同的信念,而這股信念又被一層道德的高尚外衣包裹著,任何與這種信念相對的觀點都會被打成邪惡。但這不代表這種觀點不需要被提出,因為假如失去了它的制衡,道德在人的心底也會腐化成萬惡的根源。

七月十四日中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位議員違反宣誓守則,即時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連同早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一共已經有六位被選民授權進入議會的代表被行政機關起訴並最終被立法機關裁定議席無效。

乍看之下,這劇本就跟那些奉行假民主的地方,統治者隨時透過政治打壓剷除異己的手段別無兩樣。所以一時間,社交網絡又是烽煙四起,人人爭著喊民意不容褫奪,然而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嗎?我們真的應該繼續為這個信念搖旗納喊嗎?

雨傘運動後,一派人繼續走街頭抗爭的路線,一派人選擇走入議會內部,掃蕩現有制度的不公義,那個時候,我們對這群人寄予厚望,所以把手上的一票投了出去,讓他們擠身議員之列。

但不足一年,當中竟人六位被掃了出議事堂門外,這是制度暴力底下的結果嗎?是政府視民意於無物的表現嗎?

抱歉地說,我認為真正視人們意願於不顧的,正正是那六位被褫奪資格的議員。

他們當初既然選擇進入議會內部爭取改變,那他們原則上就是默認了議會內部的規則能夠制約他們,注意,這裡並不涉及規則是否公義的問題,因為無論它公義與否,內部的所有人都應受它制約,沒有例外。所以,假如有些人選擇進行內部進行改變,但同時又認為他們能夠凌駕於制約其餘所有人的法則,那他就是那隻自以為被其他動物更平等的豬,這些人不配亦不會為我們爭取真正的公平社會,有這種想法已是漠視了我們當初的意願。

既然他們刻意挑戰守則的權威,那法院用守則賦予的權力將他們除名,又何錯之有?

或者,在DQ事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無端殺出了一個人大釋法,令以前沒有問題的事情變成了有問題,讓人有種搬龍門之感。

這當中牽涉到法律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不同的人將它放諸不同的框架下討論,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但在這裡,我希望撇開這些具體的操作問題,而只針對一點,就是這六位議員在心態上是否已把自己看作一位準政治家,還是仍停留在街頭抗爭的思維模式?

引用其中一位被DQ的議員羅冠聰的話,街頭抗爭可以義無反顧,但議會是一個需要妥協的場所。妥協,顧名思義就是不能無時無刻都依照著自己的意思行事,而議會的最大職能,理應是透過個人的讓步來換取社會的最大利益。如果他們仍想走上街頭衝鋒陷陣,那他可以儘管做任何他認為可以煽動群眾的事。

但當來到議會,是否還應該執著於一時三刻的情感宣洩而不顧後果?

當然,人大釋法後,沒有問題的事變成了有問題,這是搬龍門,但被DQ的議員應該從第一天就知道,他們的行為是否違反規則,並非由自己判斷,而是由某個不斷移動的標準決定,儘管不認同,但這是赤裸裸的事實,而當你選擇不走街頭抗爭路線而要走入議會,就代表必須跟著這個遊戲規則,假了有了這個認知,還為了一時三刻的自我感覺良好而招人話柄,那一則是不懂得拿捏輕重,一則是以為自己能夠代表規則作裁決,前者無能,後者一是天真,一是自負。誰還能指望他們為我們爭取真正的社會公義?

被譽為現在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他的演講《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說過:「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Leidenschaft)、責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判斷力(Augenma-β)。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

而今天,在我們的社會裡,那群以政治為職業的人既無責任感亦無判斷力,更加只懂將心神花在搭建不設實際的空中樓閣。試問這就是你們對我們的尊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