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加害者譴責受害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為第五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監誓後發表30分鐘講話,最堪玩味的是提及「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洗刷了民族百年恥辱」。

這本來只是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香港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變成英國的殖民地,是西方大國以強凌弱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後果。

不肯面對殖民歷史要付代價

問題是這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早已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沒有人願意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自上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開始,到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今日,香港曾經被殖民155年的歷史,事實和後果,一直是那隻「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人人都看到問題所在,卻沒有人願意去碰。在中國領導人的口中,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完全淡化了侵略者對弱者施加的暴力和凌虐。

北京肯為侵略她的國家如此文過飾非,當然是為了讓「死要面子」的英國人可以有體面地撤退;但更重要的是想令香港人放心。絕口不提香港的殖民地歷史,等於暗示不會秋後算帳,在收回主權之後懲罰一直甘心做順民、以他們的殖民地主人為馬首是瞻的香港人,特別是北京必須倚賴他們管治香港的公務員隊伍。總之,一切以大局為重;而「大局」就是國家統一,以及中國共產黨從而樹立的威信。在這個大前提下,什麼都可以妥協甚至犧牲。

然而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回歸前後,在國際社會有關香港的討論出現了一種可稱之為道德悖論(moral paradox)的奇怪現象——加害者可以毫無悔意、大義凜然地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譴責受害者。

彭定康對帝國主義毫無反省

習近平在香港談民族百年恥辱的同一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北京有否出賣香港?〉(Did Beijing Betray Hong Kong?)的文章。在這篇刊於《紐約時報》國際版頭版的文章,彭定康說自己在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最後5年,以總督的身分「忍受了」(endured)一輪又一輪的痛苦談判,只是為了要保護香港的人權和民主發展。

可是,不管彭定康如何努力擺出「民主鬥士」的姿態,也無法掩飾他是大英帝國主義辯護士(apologist)的真正身分。他說香港是英國「以租約形式撿回來的」(picked up on lease),又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形容為「介入」(interventions)。在香港脫離殖民統治20周年這個具象徵意義的日子,彭定康的文章對英國的帝國主義歷史全無反省,反而處處流露出得意洋洋的道德優越感。文章的開端和結尾都是同一條不需回答的反詰問題(rhetorical question):「我們可以信任中國嗎(Can China be trusted)?」

侵略者對自己所犯的歷史罪行及其遺禍絕口不提,反將受害者妖魔化成加害者,是帝國主義者的慣技。香港的情况比較特殊。不正視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和香港人的殖民地子民心態,成為管治香港的潛規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任何去殖民化的嘗試都注定失敗,甚至適得其反,成為再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一種手段。特區政府企圖引入國民教育科的「滑鐵盧」就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人在英國的「調教」下取得重大的社會進步和經濟成就,但155年的殖民統治同時令他們產生了「異化」。一味強調前者而假裝後者從未發生,是會導致嚴重後果的選擇性記憶,有哲學家稱之為「道德健忘症」(moral amnesia)。在一個患有「道德健忘症」的社會,成員學會將自己的集體罪疚感(collective guilt)轉化為一種脫離現實的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他們喜談制度之惡,卻總是不願意為自己的抉擇和行為負責。

回歸後,香港人彷彿摔破了他們的「道德指南針」,在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文明行為的基本準則上無法取得共識。這是社會道德結構不穩的迹象,跟香港人不肯/不用面對他們的殖民地歷史會全無關係嗎?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