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淳軒:希望在於人民?有誰還會相信

有時我會想,「無力」是這個時代的代名詞。剛過去的一個星期,大概是我人生中最無力的七天;一個星期,就可以看到政府是如何希望扼殺新一代的抗爭,扼殺一整代人的聲音。

兩星期前在聽過第一次的上訴庭後,我們都不抱希望,這次注定是要坐牢了。坐牢當然可怕,但更令我們為之生畏的,是法官為最堅持和平非暴力的人冠上暴力的標記。真相被律政司遮蓋,把整場雨傘運動講得有多錯誤,卻忽視那是港人最認真和團結爭取民主的一次。不過我也明白,在醜陋的暴政之下,所有美好都是錯誤,所有善良都是罪名。當覆核變成重審,律政司加上一個又一個的「事實」,說當夜是接近暴動的陳述。

這次判刑只表達一個信息:政府能用數之不盡的資源和程序去打壓異見,民主之路會愈走愈難。

法律有限制權貴們的權力嗎?

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是我們這一代學生運動的領袖,他們的正直和勇敢,令他們成為政權打壓的對象。他們在走進法庭前的一刻,還在和我們高呼「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這句三年前的口號,在那一段我們和香港人團結而倔強地爭取民主的日子裏,我們都相信這一句口號。三年過後,有提出異議的人被褫奪政治權力,守護校園的學生被校方報警拘捕,撐起雨傘的議員被取消資格,堅持和平的人要下到監倉。政權打壓的高峰時刻和社會運動的低潮。「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這十二隻字你還相信嗎?

這三年多,在港人眼中,都由常識變成謊言,有的也變成禁語。例如是:人權、言論自由、一國兩制、法治、和諧穩定。這些字詞,還可信嗎?答案當然是「不」。只談「法治」這兩個字,任何一個香港的中學生都知道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但過去兩年,我們的法律有限制權貴們的權力嗎?我們的法律有令社會變得更加公義嗎?還是我們政治的法治觀只停留在低層次的「有法必依」而沒有意圖變成「以法達義」嗎?所謂「公民抗命無罪」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在人權法案中深受尊重的傳統。市民寧可挑戰法律,是因為有政府的暴政在前。例如東北案是因為政府毫不諮詢和理會東北居民意見就開始硬要規劃,立法會的吳亮星不顧反對要粗暴通過議案,才令場外的人選擇抗命。公民抗命並沒有破壞法治,法治早在政府濫權的那一刻就已經破壞了。

2011年我們在觀塘的街站

而當法治都只淪為政府口中的說詞,又如何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不相信政府的法治,我們在如此高壓下,還能相信希望在於人民嗎?

他們可以,每一個被政治檢控的人都相信可以。雨傘運動過後,我有問過之鋒,若港人和參與的戰友會選擇使用暴力你會如何自處,吃着飯盒的他也只是淡淡地回應了我一句:「一定不會參與。」「我相信香港人會有更多方法。」他從頭到尾,都是如此堅守自己的信念,相信着希望在於人民。談起之鋒,也就想起在2011年我和他和林朗彥三人第一次在觀塘的街站,那時候沒有傳媒報道我們,也沒有太多香港人了解什麼是國民教育,我們派單張的時候不停被人拒絕被無視,然後我們又在旺角被愛國人士踐踏我們的標語和單張。一次一次被拒絕、被指罵,有一刻我真的好想放棄。是的,當時還只是個中學生的我可以隨時回到家中為公開試預備,放棄抗爭。而那時候的所謂抗爭其實只是個百多人的小遊行,根本沒有成效但是他們依然堅持相信,作為朋友的我也只有陪着他們堅持。後來我和所有香港人一樣,見證了奇蹟的發生,看見十二萬人齊聚的那個晚上。 有些人說把希望押在我們身上,但我們則是把希望押在人民身上,結果我們沒有失望,政府總部前的那塊空地,從此就成了公民廣場。

長路漫漫,我們要如何走下去?

談起香港眾志,談起自決派,很自然地會想起抗爭的畫面,回想起羅冠聰在議會的工作。但這只是我們努力的其中一部分。但在鎂光燈和大家記得的形象背後的背後, 我們也依然努力着。

在監倉的良心犯:加油

我們所謂自決派,是相信着香港人有權去選擇這個城市的未來,明顯地這和緊跟中央路線的政府是完全相反的。我們相信香港的未來是在香港人手中,而不是在少數權貴的手上,被當成玩具隨意把弄。因着這個信念,我們有社區的工作、國際上的連結、香港歷史的考究。我們的每一步,都只是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信念,我們都有選擇的權力。正如當日選擇重奪公民廣場,也是同樣希望爭取一個選擇的權力。

我們的王牌,不在於我們行動是可以跑得多快,也不在於我們有多少的資源,我們的王牌,我們的希望,從來都在於香港人,在乎每一個願意令社會變好的你。正如同他們堅持呼喊的口號,「希望在於人民」。

最後,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希望在這個空間對所有被政治檢控的人,尤其還是在監倉中的說一聲加油。我知道在獄中有機會看到報紙,今天當你們看到這一段文字時,請記得你們並不孤單,當你們在內充實自己時,我們也在外頭繼續努力。我們會用更好更完整的姿態,在你們回來的一日去迎接你,繼續我們漫長而光榮的戰鬥。

總要記得,希望在於人民。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8月21日),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原題:〈希望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