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溢欣專訪:補習補到辦雜誌!  (文:何曉瞳)

世紀版編按:報章各版、巴士車身與大廈外牆廣告都有林溢欣的身影。他是舊學制學生,出身於中文系,做補習老師,致富後辦雜誌,照顧一群以編輯為理想的年輕人,創建文化事業,連結本土潮流與藝文空間……開學蜜月期已過,師生與家長開始踏入緊張學業的日子。本版邀得林溢欣,談考試、教學、語文,談談教育制度存在的不足、市場對補習事業的龐大需求,以及中文教育的理想。

走進彌敦道,除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牌外,更亮眼的是掛在大廈外牆,各式關於補習天王、天后的廣告牌。海報中的男女均打扮得專業時尚,在鎂光燈的映照下,補習老師也似乎變成外表亮麗的明星。2015年,有補習社在全港多份報章刊登全版的招聘廣告,以天價8500萬向一名中文科的補習天王「挖角」,轟動一時。在全城熱議下,「林溢欣」一夜之間成為我們熟悉的名字。許多人認為補習文化不過只是市場功利化下的產物,這似乎過於片面。

2012年,逾三十年的高級程度會考的時代正式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中學文憑試(DSE)。文憑試的中國語文科自開考以來,因不少考生未能達到大學的入學要求,而被喻為「死亡之卷」。香港學生普遍被批評語文能力每况愈下,考評局在每年的考試報告中也批評學生的語文根基薄弱,在聽說讀寫考核中均力有不逮。林溢欣認為學生語文能力積弱,無疑源於語文和生活脫鈎:「學生所以對語文不甚感興趣,是因為感受不了它和生活息息相關;更是因為網絡世界的興起,深深蠶食着學生對語文的認知。」當學生早已先入為主認定語文沉悶乏味,那他們注定與語文世界斷裂,無法走進文化中體會古人可貴的智慧和思想。

林溢欣求學時,仍是個智能科技與書本分庭抗禮的時代,他說:「現在的人,生於一個網絡和電子十分發達的時代,他們根本無從想像以往的人為什麼總有一書在手。既然擁有一部iPad能知天下,學富五車又再有何價值呢?」他深信時代洪流要注定對此負上責任:「網絡的興起加速了時代的崩壞和仁心的失落,只剩下種種打着追求言論自由旗號卻不負責任的言論,胡亂批評和傷害別人。面對着這樣的困境,我們都無所適從。」這時,他無奈地笑了笑。「當人們試圖在絕望中尋找新的出路,最終也不過想要回到傳統的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來年的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將回到傳統,恢復範文的考核制度。林溢欣形容:「中國文化中精彩的經典篇章,多如恒河沙數。這次官方選取的12篇範文的確獨具匠心,從先秦時期、孔孟名篇、莊子、到唐詩宋詞也涉獵其中。但這不過是中國千年文化精髓之一二。」官方在文憑試加入了文言範文,期望藉此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但林溢欣深信擔任要角的還是親身教授的老師。他在教授中文時,總有自己的一套堅持。「首先,背誦是不能避免的。」待過半晌,他續說:「但問題是,背誦也有分很多種。背誦是基礎,但之後的思考和靈活變通更為重要。背誦不過是過程上的吸收,生吞活剝、學而不思,最終當然也會是徒勞無功。」這時,他引述考評局在2013年出過一道試題:「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孩子固然不只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但不要忘記,在瓶子燃燒前,卻必須先被汽油填滿。

另一方面,林溢欣更注重知人論世,通過了解古人的思想精神,感受過往生活,也由此將過去的價值帶到現世。在講解《出師表》時,他並非開首便將文章逐句拆解,「單是一句『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也足以令他們摸不着頭腦,因為他們根本理解不到何謂『天下』的概念。」他更願意做的是令學生釐清時代脈絡,令他們認清到底該時代發生了什麼事。又如《念奴嬌》,他關心的是如何詮釋周瑜這位三國人物,「許多學生都會聽過『既生瑜、何生亮』,卻未必了解周瑜和諸葛亮之間的關係。」只有認清時代背景與人物,才能真正「讀」懂文章。12篇範文總不能包括所有,但卻是一扇通往出口的門;只有勇敢地跨過「門檻」,才能走往更遠的康莊大道,捕捉美麗風景。

在這些年來,官方多番修訂中文科課程及考核內容。先是取消說話卷的朗讀部分,之後又將聆聽、綜合兩卷合併。其後,亦決定重考12篇文言範文。而在政策未知成效之際,又出現簡化考試的聲音,建議只考閱讀和寫作。林溢欣無奈地笑了笑,說:「範文制度才剛剛推出,還未開始考核,現在又建議個新的制度,這樣合理嗎?從更仔細的角度切入,其實其他三卷是不是都沒有價值呢?」他深信在現今的香港,不論在哪個行業工作,也需具備與人溝通的能力:「以說話卷為例,它的意義不在於辯論,或擊倒對方,反而是考核我們有沒有求同存異的能力和思考的方法。」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也是人在社會中表達思想和交流感情的本領,言之有物,難道不是學生必備的本領嗎?簡化中文科,美其名能減輕學生的學習壓力,實際卻似乎否定了中文科中閱讀和寫作以外能力的重要,更有本末倒置之嫌。

對於補習行業,外界總是批評它的「商業化」和「明星化」。林溢欣卻相信今時今日的所有行業,若要生存下去都無法和金錢脫鈎,而廣告和包裝亦不免成為商業社會中的一種宣傳手法。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那件「商品」到底有多大的價值:「在再好的包裝之下,若商品根本是名不副實的,也同樣會被淘汰。但倘若它是好的貨品或服務,那宣傳又有什麼問題呢?」他進一步指出:「市面上更多其實是副學士、IVE、自資學位的廣告。教育根本就不能排除在金錢和廣告之外。」君子愛財乃人之常情,而取之有道則是他深信應拿揑好的尺寸。

在香港,教育由「應試文化」主導,不論是學生和日校老師都背負着沉重的壓力。在林溢欣看來,補習雖然存在功利的成分,但這種技巧型導向的課程卻恰能彌補日校的不足。在課堂中,他會仔細拆解、分析考評局的試題,強調不同情况下的作答和應對技巧,配以海量練習,令學生在實踐中學會應付考試的技巧。「而這些資源配套所需要付出的時間,都是日校老師難以兼顧的。」他認為考試所重的是語文根基,但也是技巧:「人總會有失手的時候。當成績的等別對學生的升學有很大的影響時,學習技巧來助他收窄失手的空間便變得重要。」但再多的技巧,亦不過是一種輔助,他深信最重要的也是學生本身的語文根基。「以寫作為例,就算我們教授了再好的修辭手法、結構技巧,又或是教會了他們如何寫情節的呼應,說到底,在考試中執筆的是學生。」自身努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談到「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可說是百般滋味。初任教時,林溢欣除了「授業」外,也十分着重「傳道」。他在著作《寫給年輕人的話》中寫道:「課上我穿插人生,訴說教育,我想同學明白我是這樣的着緊和投入,因為這是一種責任,一份使命,而不是單純的工作。」他想將最好的傳授給學生,而傳授的不止限於知識,還有他的想法、經驗和人生。然而,學生的反應卻遠不如他的預期。「後來,他們都有來告訴我,認為付了錢來上課,所學到的應該是知識和技巧,而不是聽一些人生道理。」漸漸地,他也變成了真的exam-oriented,選擇以知識為學生的生命帶來光亮。當外界拿着一把「量度老師」的尺子來審視他們時,大概忘了,補習確是一項付費的消費,他總有應負的責任。

「現在的學生根本不看書,有些甚至連一篇好文章也沒有看過。」說這句話時,林溢欣搖了搖頭。不知從何時開始,紙本文化在香港已恍如一線西沉的夕陽,文字的價值也逐漸被這個信息氾濫的時代淹沒,新生代的基礎語文能力變得薄弱。「那很自然,在他們心目中又怎麼會有一個叫『好』的概念呢?」面對舉步維艱的文學困境,他確信「若我們依然想頑強抵抗,想要捍衛的話,只能從生活着手」。所以,在2014年他自資出版了流行文藝雜誌《藝文青》,「企圖將難以入口的一些文史哲等等的材料,混以一種流行、大眾的味道,試圖讓流行變得不平凡」。將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不論是較嚴肅的社會、文化事務,還是輕鬆的生活逸事、男女關係等放於大眾都能企及的高度。問他成效如何,他笑了笑說:「那要看看你將這個詞放得有多大,若成效要影響很多人,我覺得它失敗。但若說它也能影響着幾千的固定讀者,那它也算是成功。」只要像黃花,在荒涼的境地掙扎和努力過,已是生命中最美麗的姿態,這是林溢欣所告訴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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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profile.林溢欣:當年於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學三科均奪A。繼後憑優異成績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並以一級榮譽畢業 ,及後於同校取得香港中大中文系研究院哲學碩士,專研古代文獻、文言文及哲學思想。2011年投身補習業界,於遵理教育教授中文科,竭力指導學生,並著有多本書籍及中文科筆記,在年輕一代推廣中國文化不遺餘力,其中《寫給年輕人的話》一度打入各連鎖書店排行榜,銷量逾四千本;《中文寫作思維》一度斷市,3個月內刊行至第三版。林溢欣於2014年創立中文文化雜誌《藝文青》,推廣文化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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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