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法治不靠執生

《國歌法》本地立法後,在香港聞國歌奏起便要肅立?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叫市民「執生」。這種言論居然出自一名前資深政務官之口,令人不寒而慄。不期然想起,2003年時任保安局長葉劉淑儀推銷23條立法,聲稱「備而不用」,「立法嚴、執法寬」,同樣冒犯了法治的基本原則。

法治,不可以靠執生,更不可以靠一時長官的保證;法例必須盡量清晰,市民了解作為或不作為的後果,不會因執法者各有標準而後果迥異。

中共1949年起執政,1990和1991年分別制定《國旗法》和《國徽法》,為何遲至2017年才有《國歌法》?《國歌法》與前兩條法例的最大分別,是新加條文訂明「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立法動機昭然若揭,十分可悲。執政者無信心或本事令人民發自內心聞國歌而起敬,唯有亮出斧頭來推行洗腦愛國教育。

1997年特區政府就《國旗法》和《國徽法》進行本地立法時,除了剔走政治意識形態的內容,還寫明「如本條例與根據《基本法》附件三公布的任何全國性法律有不相符之處,本條例須解釋為該全國性法律的特別實施或改編本,並如此實施」。意思是在本地實施就以本地所立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內容為依歸,此舉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有先例可援,《國歌法》本地立法時,必須貫徹這精神。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