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焯灃:誰的(第三)世界? 借《欠發達回憶》敬覆某君

讀我詩者,村莊國度,大都林野,園地校塾,無處不在,書生莽漢,童叟男女,無不喜極而顫。」十一世紀克什米爾梵語詩人Bilhana

如果你拿(非、亞、南美)這些地區和歐美比較,那你當然可以說他們欠發達(underdeveloped),說他們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但只在就這個角度而言。(……)你找天試試對一個中國人說他和非洲班圖土人屬於完全同一個世界,相信我,你得到的反應會讓你詫異得畢生難忘。」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不管多麼令人尷尬,我們還得承認我們很多人對「第三世界」的認識往往仍是來自慈善機構募捐廣告,那些黑皮膚、瘦骨嶙峋、瞪大雙眼無聲哭叫的無助兒童面孔,站在黃土地上,而前面就是籌款熱線號碼——第三世界不過是貧困的同義詞。飽讀社會人文科學經典的,比較能夠指出這些片面印象的害處:這種以慈善援助為名的宣傳廣告,重複着發達世界對非洲原始落後的想像,繼續讓西方人自視救世主,讓人忘記非洲許多地方發展滯後,是由殖民帝國歷史遺害、跨國資本和本國政治腐敗勾結,導致資源和利潤外流造成的(而且刻板印象背後的「非洲」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再深入一點,甚至可以談世界體系論,講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如何分別核心和邊陲,探究國別之間的經濟依附以至政治統御的關係;也可以不那麼「西方中心」的,談毛澤東在中蘇交惡後發展出來的三個世界理論。但如果有一天有人對你說,其實(經歷過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的)香港台灣南韓、(廿一世紀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其實都和慈善廣告上的「阿依莎」一樣屬於「第三世界」?到底界定「第三世界」的那個欠發達(underdevelopment)概念,意思為何?


1968年古巴電影《欠發達回憶》(Mem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的背景是卡斯特羅共產革命後的古巴首都夏灣拿,主角Sergio是個年少想當作家但最後被迫承繼家業的中產知識分子,身邊許多人恐懼共產主義移民美國,當中包括為此與他離婚的妻子。Sergio瞧不起這些布爾喬亞分子(「革命是我對好像巴比奧這種蠢貨的報復,以我自己作代價……巴比奧是我人生裏所有我不想是的東西」),但革命之後Sergio不過覺得很沉悶,於是他無法停止打呵欠(「一切還是一樣,所有。忽然整個城市好像布景,一個紙板都市……自由獨立的古巴,以前誰會相信?」),然後他鄙夷這個革命後仍是落後小島的古巴(「想想畢加索。在巴黎這種地方當個共產主義的百萬富翁很輕易……」)。

導演Tomás Gutiérrez Alea利用幾乎和高達招牌一樣的畫外獨白,把Sergio塑造成疏離觀察着古巴後革命社會的孤獨者——即使當政府來把他收入來源的房子收歸國有之後亦然。他厭惡古巴的所有人並且自覺和他們都那麼不同。他去看在古巴度過晚年的海明威故居並且非常討厭(「(古巴)不過是他的熱帶天堂。美國家俬、西班牙照片……古巴從沒真正使他感興趣過」)。獨身後他在街上結識了一個想當演員的少女Elena(S:「那你喜歡俄羅斯氣味還是美國氣味?」E:「噢放過我,我不懂政治!」),然後他很快就厭倦了她,因為她不明白他的「歐式生活」,也因為她身上那些「欠發達」的徵兆(「好像Elena,她完全是前後不一致的,無法把事情連繫起來。不能夠連繫事物,獲取經驗和發展,是欠發達的徵狀之一……人們把天賦浪費在適應不一致的事情上,總需要別人來替他們思考……」)。後來他拋棄她後她的鄉巴佬家庭說他奪她貞操要告他強姦(「現在什麼都是人民、人民。以前他們才是有罪那個,我是可敬那個……」)。最後法庭判他無罪(「但這真是公義嗎?我受教育太多至離無辜很遠,而他們也無知得不能夠有罪」)。到最後,誰才是前後不一致那個?

革命為何?

電影裏的古巴社會瀰漫着一片對革命失望而生的厭煩和苦悶。一方面主角Sergio批評古巴和西方,甚至對中情局策劃導致百多名古巴士兵死亡的入侵豬灣事件有頗深刻的洞見(「中產分子的道德分工就是讓集體可以把謀殺的道德責難都推到實行的那個人身上」),另一方面鏡頭的呈現和安排往往突顯Sergio這種中產知識分子的自相矛盾:他認為他的中產家人毁了他所以革命之於他是報復這個他憤恨的階級,但他無辦法認同任何在古巴的人,甚至那麼蔑視他們,所以革命破滅和發展落後的責任全都可以落在他們頭上,因為歸根究柢革命不過是他與人無尤、依書直作的一場好夢。

再多的革命理論於他甚至其他知識分子都只是空言。(一個社會主義理論圓桌會議上有人說拉丁美洲人不過是美國白人眼中的「黑鬼」,有人辯論用「欠發達」這個詞會不會是一種通過「陳舊文化」看待自身的「語言學意識形態陷阱」,有人說當今的基本矛盾不在北美帝國主義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而在全球生產力和資本生產模式之間。談論中知識分子們抽雪茄,主角心想你們出了古巴便什麼都不是。席間一個美國人用英文問革命要是那麼徹底為何還要用圓桌會這種陳舊方式,有人傳譯為西班牙語。)

片末正值古巴導彈危機,街上的古巴人依舊一臉茫然的不知今夕何夕,主角獨自走在風高浪急的海邊,畫外音說:這個島是個陷阱。我們渺小又貧窮。這尊嚴代價真高。在導彈陰霾下忽然大家都只是求存。另一邊廂,卡斯特羅在電視演講說為維護主權和獨立地位,決不讓美國登島調查導彈。國家或死亡!

慣用的批判工具和邏輯

或者冷戰、古巴革命和香港觀眾還是很遙遠。那種在本土睥睨眾生、對舶來文化又愛又恨的形象卻的確是往往是西方帝國邊陲知識分子的狀態:民眾麻木無知,跟不上這些掌握革命奧秘的有識之士。但有識之士反諸求己的話該不難看見,如果連本土的人你都無法接近和溝通,你從何談起,「亞非拉聯結」、第三世界團結起來?又試問,哪位亞非拉大家庭手足的建國史成功「擺脫『國籍』的思考範圍」、打破「現代化線性邏輯」?(人類學家Jim Ferguson寫道:「今天的人類學家為了對抗舊刻板印象,總急於說非洲有多現代。許多普通的非洲人聽到這種說法的話可能少不免抓抓腦袋。」)普世其實是否一定是「西方」、「西方」又到底有多西方?(有多少人知道梵語世界之廣曾經可比拉丁語,以至梵語詩人可以有這種「普世」的自信?有多少人知道中古伊斯蘭哲學家Al-Farabi讀過柏拉圖的哲人王理想國後,仍可讚頌民主是個「最具美德」的政體?)到最後我們要問的也許是:我們如何開始以我們慣用的批判工具和邏輯,反過來檢視自己的不足?(日本二戰前文評家竹內好出席過一場叫「近代的超克」的座談會,批評日本的現代化是模仿西方主人的奴隸邏輯。後來,他在日本軍國主義和太平洋戰爭中找到他超克現代的亞洲方法。當然這只是故事的前半部。)

又問:影評是不是戰鬥呢?如果意思是「評論需不需要和一些固有觀念抗衡」,則大家應該都無異議,但如果意思不過是「影評人是否要在公共場域尋釁滋事嘩眾取寵」,則最好不必。這篇文章不幸勢必會被讀成後者。不過我所知最壯觀的戰鬥場面,皆非兵戎相見的殊死搏鬥,而是語出魯迅:「於是只剩下廣漠的曠野,而他們倆在其間裸着全身,捏着利刃,乾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鑒這路人們的乾枯,無血的大戮,而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