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焯灃:革命與遵命,由西至東:從卡里加里博士到《少年小趙》

如果說「電影反映大眾所思所感」已是陳套觀念,我們至少可以將這套說法歸功於齊格飛.卡考爾(Siegfried Kracauer),他早在1932年便寫道﹕「大多音樂、軍事電影、劇情娛樂片愈是差劣而承受不了嚴格的美學審判,它們的社會價值便愈是重要(……)這些電影對普羅觀眾傳遞了什麼信息,他們又在什麼意義下影響了它?這是首要的問題。」所以之於卡考爾,「及格的影評人的責任在於,推敲主流電影當中往往只暗地裏表現的其他社會意向,在這些意向普遍能暗渡陳倉時將它們公諸於世。」(The Task of the Film Critic)這位德國學者雖然名氣不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其他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卻是早期開創電影理論的知識分子之一。

卡考爾很早就提出,電影的集體創作和消費模式,令電影成為分析民情的有力工具,同時也強調觀眾不是被動地對電影信息照單全收,反而他們或多或少也塑造了電影的意義,影響了電影的生產。而這個觀點在納粹(正式名字是「國家社會主義」)興起前夕的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相當重要﹕在一戰後,行君主立憲制的德意志帝國終於被受到俄國十月革命鼓舞的群眾推翻,然而在議會民主制的魏瑪共和國裏,掌權的社會民主黨事實上並無瓦解軍人、官僚、大企業等舊勢力,最後這些勢力就成為支持納粹黨興起的骨幹分子。卡考爾試圖在這些社會和政治因素以外解釋納粹抬頭背後的大眾心理因素﹕不單是社會上層為納粹分子提供了支持,中下階層的民眾在經濟條件惡化的背景下,仍不願意面對地位向下流的事實,不但沒有跟隨自己的利益選擇民主,反而更賣力地維持一切正常的假象,於是乎並沒有認真抵抗納粹的得勢。卡考爾認為,在這個時期裏,許多德國電影將受薪階層描繪得不可理喻的優裕、金主不僅有錢還充滿人性多愁善感等,都正好揭示了這點。

電影中的納粹預兆

卡考爾援引1920年取得空前成功的驚慄默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為例,認為電影將原著故事改編的過程,正好預示了納粹黨如何收服具革命潛力的社會力量。原著故事的卡里加里博士本是精神科醫師,因沉迷一個中世紀催眠術士的故事,鑽研催眠術後走火入魔,在瘋狂中控制着一個名叫凱撒利的普通人四出謀殺,用意是比喻一戰時縱權成性、迷惑民眾參軍殺人的瘋狂政府。電影視覺技巧相當豐盛,舞弄光影面相達至疑幻疑真的效果,是表現主義電影的標桿作品。然而電影在結尾將前述故事改寫成只是一個瘋學生的妄想,在精神病院裏真實的卡里加里博士以善良的醫師形象重新出現,甚至說會把學生治好。改編後不但「令革命電影變成遵命電影」——權威的形象又變回了忠角——同時令原來大膽質疑正常和瘋狂界線的表現派先鋒視覺實驗,也可以被安全地視為譫妄的呈現。卡考爾視《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為眾多一戰後電影的納粹預兆之一,反映了德國大眾求變求突破的呼聲背後,潛意識仍渴望安穩服從、懼怕真正改革的矛盾心理。

到底卡考爾對這齣電影和背後觀眾心理的分析是否公道,則留待史學家判斷。然而卡考爾的確捕捉了前納粹德國文化中反覆出現的、反抗與保守交纏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卡考爾在討論一齣講述法國大革命時期人物丹頓的德產歷史電影(Danton,1931)時,便說他一方面反對羅伯斯比爾專政,是個民主派,另一方面電影卻又將他描劃成感情氾濫的愛國分子,為了保護人民不被外敵入侵,寧願留下被罷皇后不殺來交換。卡考爾形容「這位銀幕反抗者是個潛在希特勒擁戴者和民主鬥士的矛盾混合體」,證明的確納粹的興起正好和這種不滿現狀但苦無出路的民間情緒、空有民主制度但沒有民主思維的社會密不可分﹕只有這種環境下才有這樣混淆二者的人物描寫。

由洗腦到覺醒

由此想起,杜海濱的紀錄片《少年小趙》(2015),曾發起上街唱紅歌、支持中國宣示釣魚島主權的山西愛國少年小趙,上大學後經歷山區義教、家人老家被強拆、薄熙來被肅清等事件,開始質疑他愛的「國」的價值,或者如他友人所言,由愛國變「憤青」。如果說這樣的過程就是「由遵命到革命」,卻好像若有所失:「愛國」熱情的難以理解之處,正在於它很能與理想主義契合(小趙一開首就說「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所以想報效國家」),而且也同樣產生自對國家積弱現况的不滿(小趙在差不多片尾時說「共產黨你不能走了六十年就走了樣」)——事實上所有以民族主義維護自己的政權,都要防範民眾引民族之義質疑社會不公以至政權本身而引火自焚。小趙真是「由洗腦到覺醒」,抑或革命和遵命從來都是糾纏不清的?小趙這代青年會不會和他們上一代有點不一樣?由毛澤東的「我們的文藝應當為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服務」,到習近平的「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革命被多重演繹後,還剩下什麼?與小趙對照,由政治冷感到自號「本土」的香港青年,內裏又發生着怎樣的故事?

猶記得好一陣子,民間掀起一股「民族熱」,許多人都受了「想像共同體」的精神鼓舞,香港民族論蔚成風潮。但那些言必出Benedict Anderson著作的論者都很少告訴讀者,他的民族主義理論事實上有很多元素以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東南亞、南美革命政權為基礎,也不會提起他曾寫道即使民族是「想像」、「建構」,但同時仍是「不是自己選擇的」。多番「團結香港民族」後,我們不妨回歸現實﹕那些如何想像和怎樣認同都不會改變的政治氣候和條件,和我們常常忘記的,內在於人的行動的能力。目下有何可為?什麼是真正可待望的?可惜的是,如此嚴峻的問題,我又只是一介「評」民,只能拾卡考爾的牙慧﹕「簡而言之,一個稱職的影評人都只能同時是社評人。」

文:楊焯灃

圖:網上圖片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2日)